3月27日,记者看到一份残卷,上面记载了“瘟疫简易奇方”。
文/图 记者 李波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很多人对瘟疫有了更多了解。实际上,瘟疫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1949年之前的90年间,淄博有记载的就有8场大瘟疫流行,轻则几十人丧生,重则造成大规模人员迁徙。为了避免瘟疫造成的损失,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也是想尽了办法。
3月27日,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看到一份残卷,上面记载了“瘟疫简易奇方”。这个“奇方”用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非常幼稚,甚至有些奇怪,比如开头写道:“瘟疫流行,水缸内每早投黑豆一握,可以全家无恙,再能五更时,潜投黑豆一大升于井中,勿令人见,可保一方饮水者无恙。”
现在来看,在水缸内投入黑豆,甚至在水井内投放黑豆,不管是一把,还是“一大升”,都没有什么道理,尤其是在众人并不清楚疫情因何而起的情况下,而且为什么要“勿令人见”,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是怕引起恐慌吗?还有什么比已经开始流行的瘟疫更让人恐慌的?
不过,这个思路是对的,瘟疫发作,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净化水源和空气,中国很多古代验方里面都强调了这一点。
根据1995年出版的《淄博市卫生志(1840-1985)》记载,从咸丰九年(1859年)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淄博地区一共发生了8次比较重大的瘟疫。按照时间来看,晚清6次、民国2次。按照发生的地点,博山发生7次,临淄1次,桓台1次,其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博山、桓台因为大旱,同时发生饥荒和瘟疫。
梳理这些有史可查的记录,记者发现有些疫情往往伴随饥荒而来,比如1889年发生在桓台和博山的这次“饥疫”,导致很多淄博人迁徙,迁徙的方向是“陕、晋二省”。死亡较少的两次,分别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的一次,“博山县大疫,盆泉一村,死六十余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博山县疫。南博山一村,死五十余口”。这里仅仅记载了损失人口最多的村落,实际上死亡人口应该更多。而同治元年(1862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三次疫情,分别死亡百余人,统计数字也是集中在上述两个村落,这也说明这两个村庄有识之士或者识字之人较多,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录。或许你会有这样一种错觉,随着时间的推进,瘟疫对生命的威胁加大了。实际上,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发生在1859年的瘟疫,文字记载中根本没有死亡人口的统计,仅有四个字“秋 博山疫”。而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记载中,也仅有五个字“秋 临淄大疫”。
虽然在数字的统计上有了进步,但是对于疫情的详细记载却仍然十分欠缺,仅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那场瘟疫中记载了“白喉甚烈”四个字,让我们得以了解,当年是什么瘟疫流行。
迁徙也是中国古代防治瘟疫的一个重要思路,《竹叶亭杂记》中就有记载,“云、贵边境常有瘟气,气之至也,鼠必先灾,鼠灾必吐血而死。人家或见梁上鼠奔突随地吐血者,其人即奔,莫回顾,出门或横走,或直驰,竭其力奔数十里,或可免。”以上思路谓之“逃疫”,字面的意思大家也不难理解,就是要离瘟疫越远越好。
从《淄博市卫生志(1840-1985)》的记录来看,博山一带似乎频繁发生瘟疫,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博山有关历史的记录相对详细,尤其是与瘟疫有关的历史记录相对完整,而非此处容易发生瘟疫。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也是因为《淄博市卫生志(1840-1985)》有关博山的瘟疫记录,均援引自民国时期《续修博山县志》的相关记载。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于瘟疫不加掩盖的记载和公开,对博山当地生活不但影响深远,还让很多家庭受益良多。例如,很多博山家庭特别注重卫生状况,一些家庭特别爱干净这一生活特征,反映出长久以来对于疫情的真实记录,让当地建立了讲究卫生的优良传统。虽然近年来此项优良传统被调侃为“穷干净”,但是你到老派的博山人家里做客,仍然会察觉他们生活方面的讲究:即便没有什么值钱物件,仍然是天天擦桌抹凳,保持着空气清新、窗明几净。
老一代博山人对瘟疫是记忆深刻的。在博山区博山镇洪山口村,有一位鲁中地区鼎鼎大名的人士,名叫王寿卿(1891年-1985年)。1938年,他率众参加“菩萨司令”廖容标率领的八路军,时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团长。根据史料记载,王寿卿曾经在烟台当巡警,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从烟台回到博山,最初在路边开一小店谋生。至于做何生意不得而知,但是王寿卿小女儿王素芬告诉记者,当年父亲从烟台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药材。这些药材名为“杀虎丹”,根据说明这些药材是治疗霍乱的。从这些讲述中可以看出,早年间王寿卿等博山人对瘟疫的深刻记忆和为此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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