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020/05/27 | |||||
|
被治愈的非典患者
|
|
——每天锻炼两小时 生活还是要继续 |
17年后坦然接受采访的吕光。 
建成初期的北京小汤山医院。 资料照片 脱下护目镜、隔离衣,从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走出来,最后一批治愈者有些“拨开乌云见日出”的感觉。 2003年6月20日,运行了51天的小汤山医院,被贴上封条,它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数据背后,是“非典型肺炎”所展示出的某一小切面。此前,中国内地已有4600余名SARS病人康复出院,光北京就有2015人。 非典,促进中国的应急管理事业不断进步,也不断改变着民众反思适应现代社会的疫情应对方式。17年后,在医疗、科技和信息化水平不断进步的今天,还有不少非典治愈者们正在坚强地生活着。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或是不愿重提、仍未脱敏,或是娓娓道来、直面过去,但他们的经验或教训,终归是一笔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录。 漩涡中的希望 非典后的治愈者“群体”,有着自己的圈子。 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常常是这个群体的“共性”。 激素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跟着他们,走了很多年。 2003年6月,北京海淀区邮电局原职工方渤治愈出院。当年的非典,可说是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他的女儿女婿、老伴,以及从老家到北京旅游的老伴的姐姐和姐夫,一家九口无一幸免全部感染非典。 出院的时候,方渤成为媒体的“宠儿”。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采访,当时的主持人是王志。那时,方渤满头黑发、身材微胖,他带着骄傲和劫后余生的腔调,跟王志微笑着说:“我觉得我又新生了。” 各路媒体都来采访他。面对镜头,他带头捐出自己带有抗体的血清,并且表示愿意在死后捐出遗体用作医学研究,“我想帮助人们抗击非典,就像大家帮助我一样。我相信我未来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这是方渤面对汹涌疫情时,作出的个体回应,但与此同时,他发现,能够成功从中突围,实属侥幸,而离开媒体聚焦的光环,他又得面对一系列生活问题。 与方渤的遭遇不同,17年后,一名年近6旬的男人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他叫吕光,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已经看淡了很多事情,觉得“活着就是好”。 作为非典治愈者,吕光留下了后遗症——双侧股骨头坏死,他经历两次手术,留下两道约十二三厘米的伤疤。手术后,双腿走起路可能有些晃,但没有什么影响,每天还会坚持两小时的锻炼。 他保留着养鱼种花的爱好,虽然双肩的负担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气候变换期间,总有疼痛感,但他没有选择做手术,贴点膏药就算了,日常还是会坚持健身,缓解症状。 愈后心理干预 时间拉回到2003年。5月8日,立夏后第三天,整个北京市区解除隔离9221人,全国各地也陆续解禁,就在快要迎来阳光的时候,北京安定医院的一则调查,却让阴郁埋在了人们心头。 安定医院的心理医生调查发现,约85%的患者出院后有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很倒霉,愈后不被社会正常接纳,而那些曾把病传染给别人的人,又感到愧疚。 实际上,在非典期间,据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讲述,他在负责心理所和小汤山医院合作的“SARS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项目时发现,不仅病人需要心理干预,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也都需要,包括病患亲属、被隔离观察的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对于不同的人员,都要有针对地进行心理干预。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治愈者们通常躲避媒体、躲避公众,关掉手机,改变住址,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想从此隐姓埋名,再不想被人关注。最著名的例子,是据认为是第一例SARS病人的黄杏初和第一个把SARS带入华北的徐丽的遭遇。 2008年,在得到多方的反馈后,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向部分治愈者发放现金补助,有工作的每人每年4000元,失去工作的每人每年8000元,这些事后来才被发现。 同一时期,在北京出院的前200名SARS病人中,还有一名女子高洁。当初发病时,她曾经连续高烧13天。烧到最严重时,她说她的手心是黑紫色,可手背却是惨白的。 那时,她每天起床都要花半个小时。她会一遍遍地想,用什么样的姿势,胳臂怎样,腰怎样,怎样配合,才会不那么费气,才不至于引起咳嗽。“如果一旦咳起来,就会好半天进不来一点气,那种窒息,感觉就是要死了,非常恐怖。” 高洁的一个病友李莹,每天由她的丈夫来给她喂饭,只戴一个口罩、一双手套、一个帽子,就这样每天守在SARS病房里,高洁认为,李莹的命是她丈夫给救的,“她是被情,而不是被钱给救过来的,情这个东西,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啊。”临出院时,李莹对高洁说:“我可得好好地活啊!” 继续淡定生活 怎么活下去,是一个问号?有的治愈者,或许在心里默默追问了很多年。按照当初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王仲的解释,SARS病人的出院标准,大致是三条:体温恢复正常、撤了激素后满一周时间；肺部胸片完全没有阴影；白血球和淋巴细胞指标恢复正常。一旦这些身体指标达到,出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回顾当年的非典,疫情拐点和人们心中的定心丸,仍然是当时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钟南山院士。钟南山当时,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将患者往他们医院送。 他称非典为“没有硝烟的战争”。2003年2月18日,他否定了国家卫生部所属中国疾控中心当天做出的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结论,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第一次将北京定为疫区。 在当时,非典病人们能够度过那场危机,自然离不开社会的救助和个人的努力,但危机过后,他们需要顶着“非典治愈者”“亲历者”“战疫者”的头衔来生活,必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在2003年6月20日从北京小汤山医院走出的那批治愈者中,至今都不清楚他们的真实状态,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未来如何生活。 所以,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也只有等到事后,才能像侦探一样千方百计地证实当事人的名字。 然而,能够将自身遭遇像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的人,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内心挣扎,背后的历程也并非几千字能够描述。这一群体,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治愈者,还是未能鼓起勇气像吕光那样,直面当下的生活,他虽然也曾莫名其妙地愤怒,认为自己“太冤枉”“被歧视”,但面对如今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吕光不再恐惧,也并不提倡人们过于恐惧。 那些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非典治愈者,可能此时正在坚强、决然地生活着,他们的心态和身体健康,成为抗击非典过后,最值得关心的话题,而如何做好非典康复者、亲历者的关心和照顾工作,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困难,仍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 相关链接 “小汤山”平时如何发挥作用? 将建立大型实验室 4月28日上午,北京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两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至此,小汤山医院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清零”,于4月29日关闭备用。 17年前,北京小汤山医院在抗击非典疫情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年后,当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后,医院再次承担起疫情防控重任。小汤山战疫完美收官,筛查工作零漏检、医务人员零感染的“两个零”目标再次续写。 5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针对“重启小汤山医院”和“小汤山医院的未来”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小汤山医院是一种标志,也是一种符号,大家耳熟能详,因为17年以前小汤山医院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军民共同协作的一个成果。”雷海潮表示,3月份以来,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上是趋稳向好的,但是当时北京面临的情况,2月29日时出现了第一例境外输入北京的病例,而且每天从北京口岸入境的旅客多达5000~8000人,国际航班高达30~40架次,而境外的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很多旅客也有一定的流行病学的接触史,甚至有一些症状,所以在海关进行甄别筛查之后,有一些旅客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医学观察、医学检验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3月16日启用小汤山医院。 雷海潮表示,小汤山医院完全按照传染病医院救治需要进行了新的规划设计,既能够完成一些门诊的检验筛查工作,同时也能够完成一些救治工作,北京从市属的21家医院抽调了1000多名医护人员,增援小汤山医院,再加上小汤山医院自己的力量,组成了救治团队,“从3月16日启用之后,顶住了单日高达400人次的筛查检验任务,这些旅客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等待,明确诊断以后才能继续他的下一段旅行,这段时间地坛医院和小汤山医院进行很好的配合,顶住了巨量的国际旅客筛查方面的压力。” “从3月16日启用到4月28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小汤山医院整体运行了44天,44天应该说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发现了一些新冠肺炎的病例,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疑似的病例,累计筛查了2175人,报告的确诊病例54人,疑似病例27人。”雷海潮说。 雷海潮表示,小汤山医院成立于1958年,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未来也希望小汤山医院继续在首都的医疗救治体系当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应该说现在的收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拥有1600张床位的收治能力,能够应对比较多的门诊和就诊患者救治需要,未来能够和地坛医院、佑安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形成很好的配合,在市级层面完成好定点医院救治方面的任务,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在考虑小汤山医院平时如何发挥它的功能问题,根据它的学科既往优势和特长,今后要在比较擅长健康管理和康复医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他的专业,比如呼吸、心血管等综合专业救治能力的提升,同时小汤山医院在完成筛查救治的阶段性任务之后,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要进一步提升小汤山医院的核酸检测能力,准备建立一个大型的实验室,未来小汤山医院还有可能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 本版稿件据《华西都市报》、人民日报客户端
|
|
|||
|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