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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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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山居淄砚馆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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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将再兴鲁砚,视为朱一圭的四大文化贡献之一。朱一圭痴迷对淄砚的研究,源于版本学家路大荒。路大荒是他的姨家表哥,见面的时候说,既然“青州石为第一”[1],怎么又“淄石号韫玉砚,发墨而损笔”?[2]于是,他借“靠边站”上山劳动的机会,依史料记载寻找砚石。一次,他走进西山龙门,流水中闪烁着光怪陆离的石块,他心中暗喜,顺着小溪向当地人称“十八盘”的山间河谷[3]走去,用镐头刨着每一道石脉,寻找砚石。几年工夫,朱一圭搜集到了二百多种不同的砚石,足足装了两大箱。开完批判会,便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刻砚。其间,朱一圭还通过省领导的函荐,潜出博山,去大收藏家处遍访名砚,其中在康生那里,见到了《砚史》记载的那方赫赫有名的高凤翰“大瀛海澄泥砚”。这些见识为朱一圭制砚提供了腹中妙想、刀下奇思。 淄砚的再兴得力于原副省长高启云点题,工艺美术家、山东省二轻厅原副厅长孙长林推动。1975年,博山美陶的魏守光厂长带着朱一圭、朱奉村、李同关、胡立民的砚台、砚石作品,参加了武汉(中国)石料工艺品展览并意外获奖,高启云就给区委原书记孙迎晋说,你们博山还有这么一个好题材,把这一块搞起来,博山不就增加了一个新文化氛围吗?适逢朱一圭在省陶瓷公司参加科研攻关会战,孙迎晋跟朱一圭商量,朱一圭说,把作品要去武汉参展的几个人组织起来,这件事就能促成。1976年春天,区里从工农锻造厂调来周云峙当书记,朱一圭指导,又凑了四位元老,分别是郝鸣皋、李同关、朱奉村、李治海,开始筹建砚台厂。起名字的时候,郝鸣皋说叫淄砚斋,李同关说淄砚斋太小,应该叫淄砚坊,朱一圭说,斋也好坊也好,将来砚台不行了干别的咋弄?起个名字得啥也能干,就叫了工艺美术厂,省厅专门拨款五万元启动资金,实现了淄砚的工厂化生产,后砚台小组扩展到三十余人,李隆海曾任砚台组组长,成员有张茂荣、王光胜、许永宝、蒋则荣、蒋青山、李同生、高洪刚、徐峰、于国华、桑度云、魏玲玲、王济兰等,淄砚生产蔚成气候。谷牧、田纪云、孙健副总理到厂视察,舒同、赵朴初、启功、刘海粟、李苦禅、李可染、沙孟海、张仃亦题写砚铭无数。 八 之后,既为淄砚著书立说,又执迷于制砚、赏砚的贤者匠工代有人出,从未止息。禹王山居淄砚馆建设的策划者、书法家毕玉奇先生,对此如数家珍:“已故博山学人石志灏先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次对禹王山砚石产区进行实地考察,写成《续〈淄砚录〉》[4],补盛百二《淄砚录》砚石产区记述之遗漏。李式如、昃如川、钱殷之、姚增田、郝鸣皋、朱一圭、朱奉村等先生,均是博山声名显赫的淄砚收藏家、镌刻家。钱殷之亦全文抄录《续〈淄砚录〉》收藏,使之免于在动乱中散失。” 石志灏先生《续〈淄砚录〉》是对淄砚的巨大贡献。 唐询《砚录》记载:“金雀石产益都县金雀山,色绀青,宜作砚。”宋代高似荪《砚签记》说:“淄川金雀山有韫玉、金星二石。”金雀山在何处?宋代地理学家邵雍有《金雀》诗:“铜雀或常有,未尝见金雀。金雀出何所,必出自灵岳,剪断白云根,分破苍岑角,水贮见温润,墨发如瀺灂。”《(魏书·地形志):“盘阳即淄川县治,陇(笼)水即在县境内,金雀山亦当不远。”盛百二《淄砚录》:“金雀山之名,问之土人皆不知,即省志、郡志、益都、博山县志皆不载。” 邑人讲,倒流河两山夹峙,西为土崖,东为金雀山。倒流河石桥东南,有一巨大砂岩巨石形同石棺,历代传说曾有一只金鹁鸽飞入其中,石棺所处即鹁鸽崖。土语金鹁鸽即金雀,鹁鸽崖就是金雀山。 石志灏《续〈淄砚录〉》记载,他曾为此询问一位老砚工,说:“金雀山,指倒流河岸上小山,坑中出金星石。作砚不仅久用不乏,好处是不澥沥。”张茂荣赞同此说。他认为,“古人所说的金雀山,即今倒流河水库(建于1958年,后拆除)大坝西北约数百米的淄石坑上之小山,山不高,少石,下多为页岩。页岩即煤炭表层,俗称石渣子……淄石坑历经千年开采逐渐萎弱而停产。”金雀山亦渐渐不为人知,仅在古籍中永远保留。石志灏曾阅读《辞源》有载:“凤凰子,砚石之最上者,出山东淄川县东北之仙岩洞,石形如卵。”后在夏庄煤矿附近(与倒流河毗邻)得一“燕窝石”,认为此即凤凰子,遂打磨成砚,“质坚如铁,润泽似脂,色黑如墨,晶莹似黛,以墨试磨,下墨速而光彩细腻,犹如熬釜涂蜡,色泽盎然。”石志灏《续〈淄砚录〉》还记载了钱振珊(1868—1944)自制淄砚的典型技法,“手琢‘天光云影砚’,雕云头为池,以大金点为日月,以小金点为星辰,砚背隶书刻‘天光云影’,即此石也。”惜此砚今人无缘得见。 九 1979年,朱一圭携淄砚代表作品,随鲁砚代表团先赴日本东京,后赴日本大阪展出并现场表演,一时轰动东北亚,所带砚台被一抢而空。人们说,以自然原石制作、因材制宜、巧夺天工的淄砚,一出手即抢了荣宝斋的风头[5]。朱一圭用实物证明了,发源于原山山脉主峰禹王山的孝妇河、淄河、白杨河、倒流河上游地带,正是最主要的淄砚石料产地之一,这些砚石质地温润、纹理自然、色泽绮丽而不浮艳,也回答了路大荒“发墨而损笔”之惑。诚如康熙九年(1670年)《颜神镇志》所云:“石则淄石,出镇城东东万山倒流河东岸涧底。类歙砚,有金星,颇发墨,制须良工。载淄川、益都二县志。元隶盘阳。明以来隶益都,故并志之。然所产有限,历代斲取,以及黄泉,藏诸水底者,殆不可问矣。”石可先生在其《鲁砚》一书中也说:“博山一带产石可以制砚的很多……当地有不少爱好砚石的老先生,数十年来做了大量的采集、研究工作,并先后在郑家峪、姚家峪一带找到了很多子石,子石在旧河床沟壑中时有发现,矿源则在其上游虞望山(即禹王山)一带,虞望山一带为淄河源,所以也定名为淄石。他们把沟壑中的子石称为‘水坑’,虞望山矿源之石称为‘山坑’。水坑子石有紫云、沉绿、天青、柑黄诸品,因累年河水冲刷磨撞,呈不规则片状子石,其中有自然边呈千层饼状的别具风趣。诸品中又以柑黄者为最,色黄如蜂蜡,透润如玉,抚之如脂凝,坚而不顽,发墨如泛油；但此品极少见,大者更是难得,可谓淄石中之上品。”石可又说,“山坑在虞望山一带,有龙门、桃花泉两个采区。龙门采区的砚石,按其色泽可分紫、红、黄、青、翠、绿六个品种,其中以重紫、荷叶绿为最。前者沉透温润,紫中透青,有翡翠斑纹如兰叶隐约可见,着水益显,质坚而不顽,发墨而不滞笔；后者如初发的荷叶,入水银星如缁尘可见,抚之如儿肤,扣之有木声,发墨尤佳。桃花泉采区所产砚石,有紫、红、青、黄、绿、棕六色,其中以莴苣绿、天青、玫瑰紫为最。莴苣绿温润如玉,洞明莹澈如莴苣冻,坚而不滑,发墨有光；天青嫩润沉透,如长空秋水,与墨相亲,久用不乏；玫瑰紫色泽妍丽,晶莹细腻,抚之生润,发墨如漆。”石可先生总结道:“博山砚石品种很多,色泽缤纷,沉透如玉,为他石所不能及。”1984年,工艺美术厂砚台组撤并,整体调入博山美术琉璃厂,该厂砚台组又经营了十多年。其间王孝诚出任工美术厂厂长后,重新设立砚台组,高洪刚、徐峰等又回到老厂制作砚台。接续当年博山淄砚文化的余绪,如今许永宝、高洪刚、于国华、徐峰等淄砚匠师传人仍在秉笔操刀,薪火传续。 十 博山文人乡贤以砚会友的美谈数不胜数。1978年,启功先生一方沉绿淄砚,喜而为之铭曰:“锋发墨,不伤笔,箧中砚,此第一。得宝年,六十七,一片石,几两屐。”1985年仲秋,张茂荣将此铭镌于砚背。后启功发现砚的右侧出现一丝裂纹,很是惋惜,碰巧肇庆端砚厂厂长黄东荣先生来访,提出用此砚给启功先生换一方端砚,启先生说我用着惯了,能不能给我粘粘?收到粘好的淄砚,启功非常高兴,挥毫写下:“破砚重粘,依然瓦全,磨墨而书,吾神来也。” 上世纪80年代初,张茂荣篆刻一套《孙中山名号印谱》,获胡乔木题签。张茂荣刻以自然形淄砚回赠,铭曰“不圆不方,亦谐亦庄,石寿万年,伴我书香。”乔木高兴,应约题赠一幅行书中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非石楼”是茂荣书房斋号。 张茂荣与费新我有十年的交往,茂荣“淄砚斋”即费新我题署。早在1982年,费新我即为茂荣所制淄砚书写砚铭:“历经沧桑不计年,风风雨雨炼冥顽。一朝慧眼识真趣,常伴笔墨绮窗前。”直到生前,茂荣为其刻制的“左笔撼山岳”淄石镇纸,一直置于书房案头。 1981年春,周谷城在北京见到茂荣篆刻、镇纸作品,欣赏有加,茂荣得知后备感欣慰,为其刻制一方图章。周谷城旋赠手书墨宝:“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句)张茂荣又刻制一对绿色淄石镇纸回赠,内容为:“尽善尽美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盛赞周谷城在史学、哲学、美学上的卓越成就。 著名古建筑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初访博山,张茂荣应领导之邀,为刻制深绿色淄砚一方并书镌铭文:“聊斋畔,秋谷边,历经沧桑炼冥顽。至南中,驻江左,伴结园林自得乐。”回沪以后,陈教授给茂荣寄来一幅《竹石图》,石笋苔点斑斑,两枝瘦笋挺立于后,三五片竹叶浓淡相间,或仰或俯,图上题咏淄砚诗曰:“玲珑顽朴未雷同,古砚由来数鲁东。运山千斤一铁笔,谁云此技是雕虫。” 著名版画家石可先生,对博山的兴趣可谓浓厚,从上世纪60年代初,经常出入博山郝鸣皋、路长存、朱一圭、胡升刚等文友府邸,畅说刻瓷、制砚。《鲁砚》以外,又著成《鲁砚谱》,共收入鲁砚100方,其中淄石名品即有17方。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陪石可先生去济南拜访魏启后先生时留给我的印象,魁伟的身材,儒雅的气质。禹王山居淄砚馆开馆,石盾先生携来7方石可遗作,共襄盛举。 注释: [1]:《钦定四库全书·砚山斋杂记卷三·砚说前篇》有“苏易简砚谱曰柳公权论砚以青州石为第一绛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 [2]:苏轼《评淄端砚》语； [3]:即石门夹山一带,也就是传说中的“石门涧”； [4]:该书虽未正式出版,但有原稿抄本被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图书馆收藏； [5]:荣宝斋文房四宝同期赴日本展览。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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