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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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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之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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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渔洋诗文随笔 □ 吕明强 历史,常常因为一个事件、一个人物而令人神往。 我曾伫立大明湖畔,感受它的旖旎轻软,同时体味着24岁的王渔洋在写作《秋柳四章》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他自己恐怕也未料到,一组《秋柳》一时唱响大江南北,作为成名之作奠定了他清初一代诗宗的地位。 诗人偏爱春天的柳色。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白居易《杨柳枝词》:“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王安石有《南浦》:“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王渔洋选择了秋柳,但对柳落笔并不多,他低吟浅唱的多是秋,是兴悲、残照、哀怨,还有对前朝歌妓郑妥娘的回眸,这便是秾华易逝吧,柳已经少了些稚嫩与袅娜,变得老绿青葱,凉影扶疏,给人以沧桑之感了。 《秋柳》引我走进王渔洋的诗海,方知《秋柳》不过是他青年才俊的初显,他的忧患意识、勤慎淡泊,特别是作为封建高官少见的官位思想都在他后来的作品中。 一 他是作为封建社会从政的文人载入史册的:作罢《秋柳》,翌年赴殿试,中进士,授扬州府推官,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直至刑部尚书。官人与文人看似不搭界,但政治上的高位给了他一份心灵与眼界的开阔,官有文声,互映春秋,体现他官本位另一面的生命。历史的烟波也曾使人迷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部文学史,批判他的“神韵说”空洞无物,风格纤弱；而且效忠“不正统”的清王朝不过是为了做官,清明的官声不过是一个不光彩的光环罢了。 我们应该把王渔洋放回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和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分析王渔洋在特定的现实环境中所一以贯之的官位思想及其实践。 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更迭,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诸多因素所注定。后金(清)之所以能将不乏精兵良将、高城深池的明王朝取而代之,说明后金(清)统治集团在努尔哈赤等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吸取了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典章文化,成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结束明王朝宦寺秉权的腐朽统治,实现全国统一,有力地抵御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逐步恢复发展了生产,是符合历史趋势、对中华民族的缔造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的。 王渔洋生于明朝崇祯七年(1634)秋,11岁进入清朝。他在动乱的顺治年代长大,在康熙的稳定盛世施展才华。对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来说,仕途通达、立功立言不仅是自己的诉求,也是社会的通例和要求。“姿禀既高,学问极博”(《清史稿》)的王渔洋理所当然应该有这种追求,否则中国的政治史和文学史就湮没了一颗晶亮的星辰。对王渔洋素有异议的赵执信也努力在清廷谋事,只因为“国恤”中宴观《长生殿传奇》受罚不得已而弃官；痛感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气愤填胸的蒲松龄,为了仕途通达应考不厌,连续了40年。可见,与他同时代的从政文人也并不是不愿和不想在清廷做官的。 所以,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王渔洋步入仕途以至官运亨通且秉生杀予夺之权后,他的为官宗旨是什么?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怎样的官? 二 王渔洋的官位足够高了,在他浩若烟海的诗词文论中感恩戴德、刻意粉饰太平的诗文并不多,但表露真实性情的官位思想及作为是屡见的,他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构筑着自己的文化领地,既吐纳着宦海生涯,又有更多的心底波澜,让我们看到清代一位从政文人的独特形象。 《渔洋续诗》卷九云: 丈夫志四海,只手提天纲。 《带经堂集》卷五云: 自缘林壑性,不是学嵇生。 《带经堂集》卷八十八云:王渔洋之妹婿请教他做官之道,他告曰: 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 这三段文字说明王渔洋积极升迁与追求归隐的矛盾心理,更说明他勉力为循吏、廉官,把“不负民”放在首位的为官宗旨。封建统治阶级的“国”虽然不能与“民”画等号,虽然王渔洋把民与国“同一”起来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但在战争频仍、文字狱猖猛的清初,他能把“民”和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国”提到同等高度且把“民”放在首位,实属胆识过人之举,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勤政爱民思想,不失为中国封建社会清官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王渔洋40余年的为官生涯中,还以清廉的人品和宽简的法度实践了他的官位思想。 在扬州做推官,不仅几破冤案,还廉洁得“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箧”。他在诗中说: 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 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 1690年在都察院任上秋审,他将佃民杨某故杀案改判为误杀。 1693年的秋审,“将于某、王某、房某三案一一平反,众皆叹服。” 1700年5月,查访到无罪的居民徐某等二人锒铛入狱,有罪的曹某等二人却逍遥于法,他“碎其牍掷地诘满汉司官:‘汝曹畏势乎?徇情乎?抑纳贿乎?’”可见其对官场的畏势、徇情、纳贿之深恶痛绝。 1704年秋,王渔洋在尚书任上竟因轻判王五罪惹怒了本来就因不满他与废太子理密酬唱的康熙帝而被罢官,他处之泰然,别京归里,“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卷,莫不攀辕泣下。” 还有一桩家事很值得提及:仲子启汸出任唐山县令,他“心殊惴惴,辄猷思虑,取及手迹数十条付之。” 设施当则民食其利,不当则民受其害。 日用节俭可以成廉,而下人衣食,亦须照管令其无缺。 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 午堂亦须饭,然后出,惟不可多用酒…… 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忧。 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 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 人命最重,极当详慎,务于初招确得真情……遇赦不赦,轻重判若天渊。 必实实有真情与民同休戚之意,民人有不感者,不恃智求驾驭…… 这些耳提面命儿子天天自省的训诫,不能不说更是王渔洋自己的为官之道,自己的操守。 中国的好官,大凡有家教的传统:三国诸葛亮有《诫子书》,东晋王羲之“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之礼”,北宋苏轼教子“慎言语,节饮食”。 三 在王渔洋四千首诗歌中,除了反映人性复苏、心灵悟解、追真求善的“神韵”诗外,还有大量豪放苍凉、虑国忧民和直接针贬时弊的诗歌。 《春不雨》,表露他对农民禾稼不收的焦虑和对清政府横征暴敛、频繁用兵的抗议: 西亭石竹新作芽,游丝已挂樱桃花。 鸣鸠乳燕春欲晓,杖藜时复经田家。 田家父老向我说:“谷雨久过三月节, 春田龟坼苗不滋,犹赖立春三月雪。” 我闻此语重叹息,瘠土年年事耕织。 暮闻穷巷叱牛归,晓见公家催赋入。 去年旸雨幸无愆,稍稍三农获宴食。 春来谷贱复伤农,不见饥鸟啄遗粒。 即今土亢不可耕,布谷飞飞朝暮鸣。 春莩作饭藜作羹,吁嗟荆益方用兵。 《秦邮曲》描写农民忍受饥寒,在寒雪中疏挖运河的情景: 今年孟冬河水干,万夫畚锸聚河干。 行河使者黄符下,敢道无衣风雪寒? 这种心系民瘼、愤慨于时弊的情感流露,在《蚕租行》里淋漓尽致: 蚕应黑瘦尽,军租持底当? 痛苦视孤儿,毕命青丝绳。 阿夫还入门,不复见故妻: “生既为同衾,死当携手归!” 这是诗的最末段。全诗述说一桑妇准备把出嫁时的衣物钗环典卖换买桑叶,不料丈夫刚出门,里正便来催租,变卖的钱钞只得交租,而蚕宝宝仍无以喂养,迫使夫妇在极度绝望中先后自尽。 诗人也有乐民所乐,以真挚的笔触描写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对丰收向往的诗篇。《蚕词》里有这样一首: 鸠鸣屋角桑叶低,三眠四眠蚕始齐。 小姑娇小好闲事,簇蚕学罢学添梯。 在他借公干之机远游祖国山河中的大量诗歌,于雄阔豪放、悲壮苍凉的篇什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收入他的眼底,并同耳濡目染的自然景色融为一体。风靡一时的《真州绝句》就是这样: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这样的兴言高咏大概就是雪莱所言:“诗是最快乐的、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记录”吧。 1710年12月,王渔洋奉旨复职,这时他已77岁,沉疴日重,遣子启汸上朝谢恩。翌年春,他在茫茫一生的复杂回忆中,一件未了之事忽然涌上心头:“吾初官维扬时,为居烈妇雪冤一事,久欲为立一传,因循未果。今烦闷郁轖中,偶于枕上得之,了此一段公事。”遂口授,子启汧手录完成。5月,一代文学巨匠就病逝了。 在王渔洋的诗歌中还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严沧浪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王渔洋“神韵说”和“诗禅一致”说的最好诠释与最高境界,但也是一个有些虚幻的追求。赵执信批评王渔洋的诗歌时说:“诗之中须有人在”；“文章者,载道与治之器”；“极词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是说他的诗歌过于追求语言的形式美,以致缺乏杜甫诗那样的思想深度,有些空寂朦胧了。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许多从政文人所经历的像流放、文字狱那样的大苦难,且享有朝中优裕的生活条件的缘故。当然,经过时代的淘滤,他的诗文仍然不失为中国文化长长链条上一簇晶莹的浪花,历史的巨轮把它留在这里,而且将永远袒示着不同凡响的光泽；中国文化,正是由无数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生命形态、创作形态与人格力量构建了它的全部。 (作者系淄博市正县职退休干部,作家,文化学者；“中国散文奖”、报告文学金奖与淄博文化名人、“十佳模范老人”、全国“书香之家”称号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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