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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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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和“营商标杆”的重合度,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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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又到总结时。 城市的“年终总结”,两个指标令人关注:一个是营商环境,一个是居民幸福感。有“好事者”在这两个指标上,给城市排出了“好汉榜”: 其一,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11月17日在北京发布的营商环境百强县(2020)报告显示,东部县(市)营商环境优势明显,有66个县(市)跻身县域营商环境百强,占全部营商环境百强县的三分之二。 山东有9座城市进入营商环境“百强县(市)”,分别是:龙口市(烟台)、胶州市(青岛)、荣成市(威海)、肥城市(泰安)、平度市(青岛)、滕州市(枣庄)、诸城市(潍坊)、莱西市(青岛)、邹平市(滨州)。 其二,11月18日,“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结果在杭州发布。 山东有3座城市入围:青岛、威海、肥城。 年底这种榜单不少,就像“年终评优”,评不上,不必介怀；评上了,不能骄傲。它只是一个衡量指标而已,指标固然可以量化,但总少不了主观成分。心态要淡定。 但无论如何,既然这些城市能上榜,一定说明它们在某些地方有过人之处,值得学习。 我最关注的是:为什么“幸福感城市”和“营商标杆城市”,有着超50%的重合度? 梳理一下,我们会发现,胶州、平度、莱西这三个“营商环境百强市”,由“最具幸福感城市”青岛代管；肥城更简单粗暴,既是“最具幸福感”县级市,又是“营商环境百强市”；“营商环境百强市”荣成,则由“最具幸福感城市”威海代管。 山东入围的9个“营商环境百强市”,有5个属于“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辖区,比例超过了50%。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我认为是有关联的,即便不能说“幸福之因,种下营商之果(或者相反)”,也属于“强关联”。 原因不复杂。首先在于,无论人、企业还是城市,幸福感高了,服务会更好,效率会更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阵子处于风口浪尖的海底捞。这家企业自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有一点很可取:它的员工,都很有归属感、幸福感,是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去服务客人。 归属感强,幸福感高,服务顾客的时候,就不会心理不平衡,就会真心实意。 城市何尝不是如此?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了归属感、幸福感,对客商像对亲人那样操心,营商环境岂有不好的道理? 两者的高重合度,还说明一点:营商环境会反哺幸福感。住在深山老林,与世无争,没事晒晒太阳,倒是挺“幸福”,可还是免不了穷啊。既有钱,又能晒太阳,那才叫幸福(瞧我的要求多低)。营商环境说白了,就是“给当地老百姓创造有钱的机会”,对不对? 污染企业、落后企业咱当然不能要,但高科技、无污染的呢?真得抢着要。营商环境好了,大家伙儿有钱了,手里有钱、心中不慌,这种踏实感、安全感,何尝不是幸福感?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之所以慌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老百姓“手里没钱”。 营商环境反哺幸福感,是必然的。 第三个因素是,营商环境和幸福感,在很多指标上是重合的。比如某些窗口单位,不仅服务企业,更服务百姓,态度好不好,不仅企业能感受到,市民更能感受到。其他诸如环保、交通、居住等指标,更是如此。 这么一分析,两者存在较高的重合度,并不奇怪。它也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提了醒:不能只考虑狭义的营商环境,把它简单等同于招商政策、窗口服务；而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从提高全民幸福感的角度,去打造营商环境。居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好的营商环境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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