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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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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高原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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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心故事(上) |
1995年进藏时的昂仁县城 
现在的昂仁县全景图 王兵 摄 
1996年7月,作者全家在西藏昂仁县合影。 
当年在西藏昂仁县的宿舍外景 曾经未必最美好,却是人生最难忘。 这些天,我和妻子王凤一直被一些事情感动着,眼泪止不住地掉落了好几次。这样动情,这般落泪,事出有因,关乎心情。新年元旦,难得的几天闲暇,我与妻子将我援藏期间来往的电报、信件以及家人、同学、同事、朋友的信件,又全部整理并仔细阅读了一遍。 翻看着穿越时光的一封封书信,心底最柔软的部位被深深触动。我心潮起伏,激情澎湃,宛如回到当年的援藏岁月。这些纸页泛黄的电报、信件,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承载着绵绵长长的牵挂。 读之,我再度深刻体会到领导、同事、亲友们尤其是妻子对我的关心和关爱；再度深刻体会到家人尤其是妻子对我的理解与包容。离家时光久,相思日夜长。我和妻子像每一对寻常夫妻一样,在这些鸿雁传书中经历了期盼与煎熬、幸福与痛苦、喜悦与争吵。 读之,我再度深刻感悟到领导、同学、同事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跨越高原的鸿雁传书,成为我当年克服重重困难,把异乡当故乡,圆满完成三年援藏任务的行动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 1994年7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新方针。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各省市开始对西藏实施对口支援。除了进行援建项目以外,开始定期选派援藏党员干部到西藏工作,实行三年轮换制。山东省和上海市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淄博市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昂仁县,援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95年4月,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的我,在听到党中央和省、市委号召后,立即向组织提交了长达5页的援藏申请书,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经受锻炼和考验。 此次援藏的党员干部,有着严格的选派条件。经过自愿报名、严格体检、组织考察,我有幸成为淄博市首批援藏干部之一,从淄博市委政法委调研科副科长工作岗位,选派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县,进行为期3年的援藏工作。我先是担任昂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后来组织又任命我担任昂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二 我们淄博市首批援藏干部,于1995年5月20日到达西藏拉萨贡嘎机场。一走下飞机,我们就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杨传堂(山东老乡)和藏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拉萨贡嘎机场汇合后,我们山东援藏干部和上海援藏干部,组成了50多辆越野车的庞大车队前往日喀则。 日喀则,藏语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 西藏的风景干净、清澈得使人见之忘俗。我坐在越野车上,沿途欣赏着窗外风景,对目的地日喀则充满了期待。我们到达日喀则时已是下午5点多,日喀则地委、行署的领导和藏族群众手捧洁白的哈达和香甜的青稞酒,以载歌载舞的仪式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感染,心中充满了激情和信心。到达地区招待所后,从未有过的高原反应悄然来临。当天下午到晚上,我们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症状:有的人头痛欲裂、呼吸困难,有的人呕吐不止、嘴唇发紫。济南市一名援藏干部高原反应强烈,引发重度肺水肿。高原肺水肿,是能够引发生命危险的病症。地委、行署领导和带队领导当机立断,迅速安排他当天晚上乘坐飞机紧急返回,这样山东首批援藏干部当年实际在藏工作的成了46名。 我和昂仁县委副书记翟乃利同志,也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疼得感觉就要涨开,心跳加速,嘴唇发紫,走路无力,无法入睡。看到我俩这种情况,经过组织慎重研究,决定安排我俩到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治疗休整,先不到昂仁县去,因为那里的海拔比日喀则更高。就这样,我俩到地区医院治疗休整,李勇副县长、赵立军副主任、于克诲局长三名援藏干部,在淄博援藏干部带队、昂仁县委书记黄希俭的带领下,继续向平均海拔4500米的昂仁县城进发。 这期间,为了让家人放心,我俩到邮局发了封违心的电报,这也是进藏后发给家里的第一封电报,内容是我已平安到达昂仁县,请放心。实际是我俩掉队在地区医院住院治疗,并未到达昂仁县。 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休整,我们感觉到身体状况已经可以适应高原气候,便坚决要求赴昂仁县开展工作。当年6月3日,我俩在日喀则行署副专员、山东援藏干部总带队王书坚,淄博有线电视台记者梁冬花、吕明浩的陪同下顺利到达昂仁县城。这时,我又给妻子发了“已于6月3日平安到达昂仁,请放心”的内容重复的电报。 我终于克服高原环境的考验,赶上了援藏队伍并立刻投入工作。 6月底,在我入党预备期满后,昂仁县政府办公室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转正申请,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进藏之前,我对西藏知之甚少,特别是如何应对高原反应,没有一点常识和经验。进藏后,面对严重的高原反应,我的心里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情绪,很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绝激昂。 后来,随着进藏、出藏次数增多,这种壮烈的感觉也就慢慢消散。虽然不再时时悲壮,但是我对高原反应仍然是心有余悸。我以亲身体会、真实经历,总结高原反应如同人生“炼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准确表达。科学实验表明,人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静静躺卧,心脏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平常搬运工一天劳作的负荷。 离家的时候,有关西藏的介绍中说,西藏啥都有,啥都不缺。我们这些山东男子汉,平日里陪同家人逛商场都懒得买东西,一个人去“啥都有,啥都不缺”的地方,还带什么东西呀!经过妻子再三地劝说,我只带上了2斤海米和2斤花生米。 在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休整期间,我们吃的是病号饭。所谓的病号饭,就是糗了很久的面条,桶里还带着浓浓的酥油味。初来乍到很不习惯,我俩一闻到酥油味就想吐。躺在病床上,我就不由得怀念起淄博的铁山香肠等家乡美味食品来,后来我到昂仁县城后给妻子发了封“速寄铁山香肠若干”的电报。 到达昂仁县城以后,最稀缺的除了氧气就是蔬菜。稀缺到什么程度?稀缺到买一把菠菜、割一块豆腐、吃一根油条,都要开车跑到217公里外的日喀则。当年我们留在县里的6名援藏干部,谁要是到日喀则出差,除了完成正常工作之外,首要任务就是购买蔬菜。前来昂仁县的领导和同志们,谁要是能够捎来一筐蔬菜,就是送给我们的最珍贵礼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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