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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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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器官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都需要协调员与医院付出很多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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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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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敬。 在我国,从2010年开始,人体移植器官需要公众自愿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应运而生。协调员需要在家属悲痛情绪还未缓和之时,与他们沟通,希望能通过无偿捐献器官救助更多患者。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摆渡”在生死之间,为死者悲痛惋惜的同时,也为生者带去最后的希望。 冲刺48小时 7月4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90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秀芝接到一家医院的电话,一名身患重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男孩入院后脑血管出血,情况危殆。按流程,赶到医院的吴秀芝需立即将病人病历拍照发给湘雅二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OPO)负责人郭勇,补充CT、B超图像等,由后方评估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下一步的关键是医生对病情的判断,还有家属是否接受。”吴秀芝说,此后主治医生的诊断介绍,也是家属能否认同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 抢救没能挽回生命,医生判断男孩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悲痛的父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他们希望能在他人的身上看到儿子的存在。 湘雅二医院评估的结果是器官捐赠可行,正要实施手术时,男孩父亲提出希望按照家乡风俗,阴历二十七(7月6日)过后再做。为了尊重家人意愿,吴秀芝联系对方医院继续保持治疗,并在医院跟踪进展。 7月5日凌晨5时,长沙铁路医院的医生来电,另一位患者家属有意捐献器官。 两次OPO工作形成重叠交叉,这在单个工作人员的经历中都是罕见的,工作量极其繁重,稍有差错,就会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 新的捐赠者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患者,乘坐火车经过长沙时突然脑出血。7月2日收到信息后,吴秀芝来到医院与患者家属联系,对病况进行评估后,经过多次沟通,得到了家属的理解。 7月5日凌晨,这位患者病情恶化宣告不治。来不及吃早饭的吴秀芝驱车直奔医院,在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协调各个医院部门,签证文件收集资料,联系本院医生来进行手术。 这次捐献的肝脏和眼角膜,可以让一名肝病患者有复生的希望,两人重见光明。 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吴秀芝需要在不同的楼层来回奔波,为了协调医院各个部门,并及时跟家属沟通解释各个环节,她手机满格的电量很快就被清零。7个小时忙下来,吴秀芝觉得自己好像也“清零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让吴秀芝欣慰的是,在送她上车时,器官捐赠者的家属含泪向她致谢,“快回去休息吧,你们是真的把这当成了事业的人!” “人家刚奉献了大爱,却还在关心你,一下子存在感暴增。”吴秀芝说,她简单吃了个中饭就赶到另一家医院,对那个男孩的病况做跟踪、评估,并预先联系好前期的工作安排,直到深夜才回家。 第二天一觉醒来,吴秀芝又立即赶到这家医院,将上一个捐献者的“功课”几乎重复了一遍。直到7月7日凌晨3时,那个脑出血的男孩被送进手术室。男孩的肝脏捐给了两名患者,加上肾脏和眼角膜,6个人的生命由此焕发新生。 回到家中,拖着一身疲惫的吴秀芝在父母怜爱的目光中倒头就睡。 吴秀芝常说,工作艰辛、路途遥远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看到有病人获得救治,让他们等待器官的眼神不再那么绝望。 4年间,这个年轻的90后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成功协调完成了70多例捐献,帮助逾百人获得新生。 凌晨3时的砸门人 长相甜美心思灵巧的吴秀芝的业务分区是在长沙市内,而1991年出生的马望宗则和另一名男同事被派驻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市“抓业务”。 初入行时,他曾遭遇了惊险一幕。 2014年湖南省邵阳武冈市,四川某地的一个团队到当地包了一个工程项目。不久,一名20多岁的工人在工地上出了安全事故,经过一番抢救仍无法挽回该男子生命。武冈市人民医院的科室主任向男子父母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工作后,哀痛的家属最终决定联系湘雅二医院捐献孩子器官。 马望宗和同事驱车疾驰而去,在凌晨3点左右与家属见面。 到医院与家属在医生办公室交谈不久,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和凶狠的叫喊声,数个拳头用力地砸在大门上,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 “刚出道”的马望宗壮着胆子询问对方的身份和来意,几名壮汉声称是受伤工人的兄弟,并威胁马望宗不要跟自己的“母亲”乱讲话。 “我当时一头雾水,但记得这个工人是独子,没有兄弟,心里便怀疑有诈。”身材壮实的马望宗一边将门打开一条缝,一边用脚死死顶住门沿,大声与对方沟通。 一番对话后,他才明白——来的是包工头一行人,他们担心伤者父母喊来律师要赔偿加价,于是带人过来闹事。得知真相后,这伙人才悻悻离去。 “以前人们的认识没有这么清楚,甚至还有误解。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民众知晓和理解的也越来越多。”7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介绍说,目前他们科室10人,8人分别跑各个片区。除他之外,一人为85后,其余都是90后。这些年来,在两代中青OPO工作者的努力下,完成了800多例器官捐献工作,占湖南省内总捐献数的三分之一,挽救的病人约为2500人。 郭勇回忆,当年他是跟随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彭龙开教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由于民众不解,遇上吐口水、打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2012年左右,刚满30岁的他闻讯赶到一家医院与伤者妻子协商器官捐献之事。正在悲痛中的妻子闻知来意后,盯着他看了一会,称她去商量下就回,让郭勇就地等候。 结果几分钟后,迎来的却是七八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口中嚷嚷着要教训那个“搞器官的”。亏得他反应快,飞速跑开才得以幸免。 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该院OPO开创者彭龙开说,2010年全国有10个省份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之后名单里添加了湖南。2011年湖南做了第一例,2012年做了7例。当时,这在民众心里产生了震动和冲击。 “那是一个肝脏损伤的患者,他去世后捐献了一对肾脏。当时记得,捐献与需求几乎是1∶200。”他回想,当时有些患者经济条件不好的,或者轮候不到的,就直接放弃了生的希望。 捐献与需求的巨大落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多位接受采访的OPO人士表示,在政府动员和媒体的频繁报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 常年奔波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怀化市下辖几个县区的马望宗透露,当地卫生部门开医院工作会议时,都会强调对这项工作要给予支持,并层层传达,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方便。而实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那种言语激愤甚至动手的情况已经罕见。 马望宗表示,虽然部门没有硬性的指标考核,但是既然担负这一职责,就得不断努力。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地方风俗也会对捐献工作造成意外的困难,甚至占拒绝总数的六成以上。“很多家属其实愿意,但他们不想回老家后被人指指点点。” 他建议学校教育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或者举办一些讲座,年轻一代的观念改变了,就能坦然面对类似的事情了。 2015年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她弥留之际提出,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去。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带去光明,被媒体广为报道,这项“让生命接力前行”的事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2019年5月21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88位村民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集体签署志愿书,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如果能救别人,何乐不为?”时年56岁的高田村村民朱际葵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表,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 2020年5月,本该参加当年高考的湖南女孩薇薇不幸查出伯基特淋巴瘤晚期,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冰冷。弥留之际,女孩却想着尽最后的力量回馈温暖过她的世界,让母亲在她去世后将其遗体捐献。薇薇去世的第二天凌晨,母亲同意了遗体捐献。她说,那一刻想起了女儿坚定的眼神,更想让女儿走得有价值。 据悉,截至2021年7月15日,全国已有3557022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实现捐献35030例,捐献器官103293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温暖故事。 下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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