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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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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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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 网页截图 让人感动的除了生命重生还有人性光辉 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称,从已经捐献的800多人看,疾病与意外伤害各占一部分。其中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占10%至15%。18岁到40岁这一年龄段占总数30%左右,这是因为工作意外和交通事故居多。40岁至60岁的捐献者多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为了“搭桥”促成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协调员与医院要付出很多努力。 他说,国家法律规定,当患者心、脑死亡时才能做器官捐献。而依照流程,患者的临床医生确定病人无法拯救后告知患者家属时,有些医生会在之后征求家属意见。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主任、分管院领导的支持,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没有一例可以成功。”郭勇说,这是因为在接受治疗时,患者家属与医生会产生紧密联系和信任。没有医生的推荐,作为“外人”的协调员不会得到家属的理解,何况当时家属往往正处于最痛苦的时刻。 按照目前的法规,诊疗医生和医院几乎是无偿地支持这一事业,却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烦恼:原本可以离开医院的患者要继续留到重症监护室,一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对患者家属也是负担。而管床的医生和护士要继续监护,新的病人进不来…… 最让医生头痛的是,万一有其他因素家属闹事,麻烦更是一堆。 数据显示,理解但不愿意具体支持这一工作的医疗机构,仍占有相当比例。 而具体促成捐献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对患者病情的细致评估,协调员苦口婆心地劝说,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 吴秀芝直言工作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同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知道患者的离去有机会让其他人获得新生。“家属期望亲人能早日恢复,而知情的你感同身受,只能小心地触碰那个敏感点,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来回。” 她回忆在7年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甚至让擅长交流的自己都压抑得难以启齿:一个名叫羽翔的男孩,患有脑血管畸形,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挽回生命。在孩子2岁、6岁时,脑血管畸形,这颗埋在孩子身上的不定时炸弹,曾两度威胁到其生命,都是几经抢救而挽回。 “我看着她,无数次祈祷,无数次失落,哀伤一点一点地抽走她的坚强意志。你真不好开口去打扰一个多次从死神那里要回孩子的母亲,只能给予无声的陪伴。”吴秀芝说,出乎意料的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提议捐献器官时,却获得了同意。羽翔的妈妈说,羽翔从小有一颗善良的心,母子俩走在街上,看到乞讨的人,总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看到汗流浃背的环卫工人,孩子总会要求妈妈,去买水给他们喝…… 这位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坚持认为,孩子一定愿意在离开人世后为能帮助别人延续生命而自豪。 吴秀芝说,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那天,天寒地冻,但她心中却充满了感动——不仅仅是又将有3个生命因此得到重生,更多的是因为这对母子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她分明感受到一次生命的洗礼!若干年后的医师节,她曾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代表讲述了这个故事,期望这样的善意被更多人传递。 800户“亲属” 6月22日上午,郭勇的手机急促地响起:一个湖南邵东县的捐献者家属来电求援,自家亲弟弟摔伤了,并且可能视神经损伤。由于这个手术当地县医院做不了,他期望到湘雅二医院来就诊。但当前湘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没床位,担心会耽误对方治疗,于是郭勇给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朋友打去电话,希望能帮一次忙。 “你买了一台车,4S店会给你做售后服务。捐献者是挽救过别人生命的人,我们自然也要做免费的‘售后服务’——帮人联系看病。”郭勇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相当于是800多个捐献者家庭的家属。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时,他和同事与捐赠者家属无形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联系。他们看病遇到问题,很多人都会找过来。 郭勇坦言,求援的人数多了后,现在他们已经明显力有不逮,难承重负了。为此他曾多次向湖南省红十字会提建议,组建相关的志愿服务队伍。他举例说,依照目前速度,10年后医院OPO接受的总捐献人数将超过2000个。2000个家庭的医疗援助和联系显然不是他们科室10个人能担负的。 协调员吴秀芝也有同样境况。 她说,就在7月10日,一位捐献者的家人打来电话,说父亲脑中风了,想寻求帮助到神经内科住院。因家人没人学医,此前有什么身体不适就会让吴秀芝帮忙参考一下,或者帮他们到医院去找教授看一看。 一位协调员表示,过年时常收到捐献者家属的短信,嘘寒问暖,让人很暖心。“尤其年长的老人,他在心里会把你当成一个亲人,当他原来的孩子,成为一种寄托。”而遇到这种“亲人”求助医疗服务时,他都会认真去落实,唯恐辜负这种信任。 湘雅二医院移植科主任彭龙开透露,经过10年发展,器官捐献日渐为人熟悉,而随着国家医疗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升,加之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医疗服务有更高需求。从移植手术的数据分析,需求与捐献之比仍然高达30倍之多。而另一方面,全国百万人的捐献率只有百万分之四,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很多病人因为等待过于漫长而丧失了机会。 郭勇说,在常年的奔波中,作为一名资深OPO人士,他能深切感受到同事们在器官捐献的成败交替中聚集的“负能量”,既有被使命催促的压力,也有亲历生离死别的苦闷。“迫切需要有一种心理咨询和减压机制,能让从业者驱散心里的阴霾。”他说,可能不仅是他说在医院的同事们,整个湖南10所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那些常年从事OPO的执业者,都迫切盼望职业环境的优化和改变。 据《中国青年报》 ■ 相关新闻 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体器官功能衰竭后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疗的方法逐步成熟。 6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名单》。名单显示,我国有180所医疗机构可以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可以移植的包括: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小肠。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2万余人能够完成移植,缺口还有很大。“跟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很远(距离),所以我们还在努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强调。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黄洁夫表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医改还在路上,很多人付不起这个费用;二是器官移植医院还不多,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还很少;三是器官捐献还有待发展。 如何才能改善这一状况? 年度器官捐献数量 不足1万例 为了推进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2010年,我国在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南京、武汉等11省市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当年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4例。 2011年,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省市扩大至21个,北京也进入试点范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到132例。 2013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公民身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在全国展开。这一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到849例。 自2015年开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超越亲属活体器官捐献数量。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766例。此后一年一个台阶,2016年4080例,2017年5146例,2018年6302例,2019年5818例。即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2020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也达到了5222例。 但这一数字还远远不够。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2万余人能够完成移植。 让更多人成为 器官捐献志愿者 如何才能让更多人加入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中? 一方面,需要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的相关情况。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 201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订案,将“参与、推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明确为红十字会的职责。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 另一方面,需要让公众能够更加方便的登记明确器官捐献的意愿。 2014年3月21日,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扶轮3450地区合作实施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正式上线,公众可以通过该网站登记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6年10月,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正式接管。2016年12月,支付宝平台上线了“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在支付宝APP搜索栏中输入“器官捐献”,就可以进入“施予受”平台,最快10秒钟实现一键完成捐献登记。 2020年11月,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正式改版升级为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面向所有器官捐献志愿者提供服务,包括志愿登记、志愿服务、志愿权益等内容。 数据显示,到2021年6月,我国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已超过330万人。但与我国14亿的人口总量相比,还远远不够。 黄洁夫曾在2019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对接启动仪式暨清华长庚器官移植专项基金成立仪式上表示:“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我国的器官捐献志愿者在短期内超过1000万,我们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希望在三至五年内实现一亿人的登记量,因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只要我们勤奋工作,推进改革,有望在未来三到五年迈向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黄洁夫表示。 据《公益时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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