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021/12/22 | |||||
|
上接13版
|
在周红俊医生的印象当中,只听说中国台湾花莲地区的女性脊髓损伤人数偏多。由于当地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群庞大,天气炎热,女性多以裙装出行,往往会侧坐在后座,发生交通事故时容易从车上掉下来。 然而,2015年到2019年在北京博爱医院康复训练的儿童脊髓损伤患者中,男女比例达到1∶2.6。 在周红俊近30年的从医生涯当中,康复科的病人从20多岁的小伙子,逐渐变成了老人。社会在走向老龄化,老人常常发生碰撞,加上骨质疏松,更容易导致脊髓损伤。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创伤性脊髓损伤年龄范围呈现双峰的形态分布。第一个高峰集中于15至29岁,第二个高峰是60岁以上。在全球不同地区,儿童脊髓损伤占全部脊髓损伤患者的比例,有的是0.3%,有的是9.47%。儿童从来都不是脊髓损伤病房里的主流。 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伍妘从1992年到2005年期间院内收治的12名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儿童中,只有一个孩子是练习舞蹈导致。 到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医师程华发现,2004年到2011年,院内10名被诊断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患儿,7个有下腰的经历。 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在临床中发现,通常在事发后3个半小时左右,儿童才会出现严重症状:下肢从无力到失去知觉,膀胱即使充满尿液也无法正常排尿,出现截瘫和大小便障碍。病情的发作,最慢的需要3天。 专家提醒注意训练安全 罗静的痛苦存储在她的手机里。她是在自己家里,眼看着女儿下腰时摔倒的,当时她正在一旁录视频。 录视频是为了完成舞蹈老师布置的作业。当周的作业是:5个前脸,5个下腰落,3分钟的竖叉横叉,地面踢后腿组合和踢前腿组合,兰花草组合。 家长需要把孩子完成作业的过程,录成视频发给老师“打卡”。没有完成的孩子会在放学后被留下来补完作业,并罚做100个深蹲。 罗静一开始也不敢让女儿独自下腰,之前参观舞蹈班的期末汇报演出,看到孩子们一起下腰,她第一个想法是心疼。这次,她用手扶着女儿试了两次,两次下腰都顺利完成。随后,她在一旁拿着手机准备拍摄,不幸降临了。 为了给孩子培养一个“长期的兴趣爱好”,他们报了舞蹈班。在当地,学舞蹈并不算贵,一年学费是2400元,比口才班还便宜1000元。 事后,罗静慢慢从女儿口中得知,那天女儿下腰到了一半,发现有困难,不敢下,又没有力气站起来。还没来得及说害怕,女儿就摔倒了。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姜桂萍一直关注3至6周岁儿童的运动与发展。她鼓励孩子去学习每一项运动,包括舞蹈。同时她认为,应该教会孩子学会摔倒,“摔倒之后怎么保护自己,这非常重要”。 上世纪70年代,姜桂萍在长春市的体操队接受过4年专业训练,之后又到吉林省歌舞剧院做了4年的舞蹈演员。下腰对于她或是任何一个舞者来说,都是基础的动作,但基础并不意味着简单。每当看到一些舞蹈教学视频当中,老师喊口号似的要求一群孩子完成几百个动作,姜桂萍都无法欣赏。在她看来,舞蹈教育应当是“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姜桂萍的手机里保存了大量瑜伽动作的分解视频。在讲解每一个新动作前,她会首先引导练习者去寻找动作所需要的着力点,其次是将力量分散到涉及的身体部分,让各个部分协同发力。如果力量无法达到,那么就要先加强肌肉力量。 姜桂萍认为,舞蹈教师往往是从舞者发展而来,是各个舞蹈班中的佼佼者。一个舞蹈教师不能把师傅教自己的方法,复制到孩子身上。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千万不要一个水平,一个要求。 四川的舞蹈教师张攀会给每一位咨询舞蹈基本功的家长发一封信。她有二十几年教学经验,以她名字命名的舞蹈学校在一个中等规模城市里开了15个校区,有近8000个孩子在她的学校里练习舞蹈。 她会告诉家长,基本功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压腿、小腰、踩胯”,还有肌肉的控制能力、舞台的表现力和动作的规范性等。对6岁以前的孩子,优美的旋律和趣味性的动作模仿是培养舞蹈兴趣的起点。过早练习基本功只会让孩子产生疲劳和疼痛,从而害怕和放弃舞蹈,最严重的是对孩子的身体造成损伤。 学员9岁之后,张攀会挑选有先天优势的孩子,与家长沟通,让他们进入专业班。进入专业班的孩子不多,不足原来兴趣班的五分之一。 责任认定成争执焦点 究竟是舞蹈动作导致孩子受伤,还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不幸发生后,舞蹈培训机构和家庭之间争执的焦点。医学界和法学界存在不同的案例和意见。 2015年,一份核磁共振图像下面显示的“脊髓炎?脊髓损伤?”的小字,让山西人赵应洪和一家名为“梁淼舞蹈培训”的机构开始了长达6年的纠纷。 赵应洪把两个女儿都送到了梁淼班上学舞蹈。他5岁的小女儿在一次下腰中摔倒,完全性脊髓损伤,肚脐以下失去知觉。 梁淼的父亲是赵应洪母亲的同事,曾打电话保证“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孩子看病”,并在前期垫付了7.5万元。 但当这份带着两个问号的诊断报告出现之后,直到法院宣判,3年时间里,对方没有再出过一分钱。这家培训机构认为问题在于孩子患了脊髓炎,而自己被讹诈了。 在法庭上,赵应洪为了证明女儿没有患过脊髓炎,去幼儿园找来了签到表:那段时间,孩子没有一天请假。 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赵应洪女儿下腰造成的外力作用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之间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建议外伤参与度(原因力大小)为50%。法庭认定,培训机构承担50%的赔偿责任,赔偿1262057.46元,其中包括孩子一级伤残之后,未来20年的护理费和治疗费用。 刘根林医生回顾过2002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31日北京博爱医院收治的所有下腰后导致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120个孩子。其中,在107份初次就诊医院的诊断记录当中,只有79个儿童被诊断为脊髓损伤,此外最多的是急性脊髓炎,有17份。 脊髓炎和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从影像学上看没有什么区别。一般在临床上,将外伤、肿瘤、血管畸形、出血排除之后,如果医生不了解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存在,就会剩下脊髓炎这个选项。 刘根林在对大量病人的临床总结中发现,儿童脊髓炎往往会出现低热、上呼吸道感染的前期症状。正是因为多发于呼吸道感染,所以脊髓炎的患者大多是颈胸段受累,而不同于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集中于胸腰段。 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法医胡志强,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经手的一个案例。一个孩子在多家医院得到“外伤后脊髓损伤”和“急性脊髓炎”两种诊断意见,需要他作出法医学鉴定。鉴于孩子4周内没有上呼吸道感染、腹泻等疾病,他不支持脊髓炎的诊断,出具了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鉴定。 注意到两者的区别之后,刘根林会特意在给孩子的病程记录当中写出“本病例不支持儿童脊髓炎的诊断”,这句话对于他而言,是为了还家长一个公道。 除了考虑法医鉴定层面的因果关系,法庭在裁决时,会将培训机构及从业人员是否具有正规的资质和资格等情况考虑在内。赵应洪在女儿出事之后才知道,那个舞蹈培训机构并没有办学许可证,也没有工商营业执照。 不过,法庭也会指出家长的责任。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此类判决书中,经常出现类似的描述:“上诉人在其家长安排下参加舞蹈训练,作为其法定监护人的家长,应当认识到参加舞蹈训练存在一定危险,可能造成损害,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何军拿到的判决书写着:即使司法鉴定外伤参与度为100%,但是作为家长应该预知风险,需要承担20%的责任。 完全性损伤无法根治 最初的半年,赵应洪根本不相信女儿将如医生所说,以后的日子只能一直插着导尿管。他在百度搜索关于脊髓损伤相关的信息,手机跳出来一个弹窗,是一家医院的“干细胞移植”。 他满怀希望地拿着孩子所有的片子,去了那家机构。医生告诉他,没有治愈的保证,但肯定有所改善。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赵应洪让女儿做了一个疗程,12天花费近6万元,没有任何改善。 这种治疗技术,原理是将健康的干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修复或替代已损坏的神经。目前,干细胞移植仅仅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已被证实有效,但从未在人体上被证实过。 对这种治疗方法,不少医生担心,即使是对某一疾病的治疗有效,也很难确保不会同时产生更大伤害。北京儿童医院也观察了一些做过干细胞移植的脊髓损伤儿童,发现并没有任何好转。 在医学上,获得一个具体的结论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基本的门槛是一种疾病相对高发,才可以随机找到上百个病情相似的人群进行对照组试验。脊髓损伤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在脊髓损伤领域,公认有效的治疗法是甲强龙激素冲击疗法。美国急性脊髓损伤研究会在上世纪末进行过3次临床试验,发现急性脊髓损伤8小时以内,大剂量的冲击甲强龙激素,对完全损伤和不完全损伤的病人均有疗效。8小时后才接受甲强龙治疗的病人,神经恢复效果和被注入安慰剂的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 针对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儿童,北京儿童医院在急救期倾向于只使用冲击激素的治疗方式,并不建议手术。医生们认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发生的部分原因是脊柱的稳定性不够,手术将会进一步破坏其稳定性,在之后的康复过程中,脊柱产生畸形的概率就会更高。 对于儿童,北京儿童医院会严格根据甲强龙冲击疗法指南建议的剂量,一般不会超过1000毫克。儿童各个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对药物的耐受力不如成人,这是用药前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尽管这个疗法,仅被证实在8小时内有效,但许多孩子根本无法在事发后的“黄金8小时”赶到医院,或接受正确的治疗。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们见过太多事发几天后才赶到医院救治的孩子。 脊髓损伤的康复程度,基本是由损伤程度决定的,完全性损伤是目前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刘根林发现,近几年因为下腰导致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在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孩子,70%都是完全性的损伤。 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们会不厌其烦地拿体操运动员桑兰摔倒后终生瘫痪作为案例,反复向家长强调,即使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根治完全性脊髓损伤。 在韩彤立看来:“如果抱有盲目的希望,违背的是科学和医学的原理。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只会带给自己和孩子更多的压力。对于完全性脊髓损伤的孩子,康复的最终目标是要让这群孩子们回归社会。不是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自己排大小便,而是把身体残存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最长一次住院,赵应洪的女儿在北京博爱医院住了419天。除了医院每天固定的一些康复项目,他会带着孩子偷偷溜出病房,去外面寻找“康复”的可能性。 比起医生的“残忍”,有人对他承诺“三个月我就让你(孩子)回去上学”。就在医院附近几百米外的旧居民楼里,一位“大夫”每天给赵应洪女儿按摩一个半小时的手指,按完之后给孩子喝两瓶麻油。他在网上查了一下,知道那种油只有润肠的作用。按摩一次300元,还是他从500元砍下来的价格。 好几个病友家属都告诉过他,那都是骗人的,他仍抱有“万一”的心态——万一有效呢?两个多月,他花了两万多元,仍然没有效果。不过真正让他放弃的是,“大夫”恢复了原价,家庭负担不起了。(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家属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
|
|||
|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