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绪贵
小扁担,三尺三,挑出北门就爬山。不怕路弯坡又陡,秋来高粱满梯田。小扁担,两头尖,挑起壮志入云间,顶风冒雪战酷暑,赶学大寨换新天……
小时候,村里的大喇叭里经常会听到这么“有才”而又接地气的、村干部们的宣传动员广播,就像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板话》一样,很受大人孩子们的欢迎。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山村是典型的鲁中丘陵地带,可谓推门见山、出门爬山,难得一块像样的开阔平地。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生存环境。加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不久,全国上下一派“大干快上”的喜人局面。我们这个位于般阳东部的偏僻小山村和全国各条生产战线一样,没有沉浸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生活,也加入了“多快好省”大干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流。那个年代,全国有叫得响当当的两面红旗,一是工业学大庆,二是农业学大寨。
我们村既没有工业基础,也没有矿产资源,更不靠海临港,有的是满目的荒山秃岭,像极了昔阳县的大寨村。平心而论,工业学大庆连一点影子都没有,要想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旧面貌,让村民们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就只好死心塌地学大寨赶昔阳了。
确实像村干部广播快板书说的那样,我们村山多地少,坡陡路弯,缺少农业基础设施,更没有机械化作业的把式,仅有的两台12马力的泰山或潍坊牌拖拉机,金贵得像村干部家里的大家闺秀一般,根本就舍不得用来干运肥料、拉庄稼等粗活累活,再说了,能耐再大的拖拉机,山上的羊肠小道它也爬不上去,净拣些上公社去县里搞运输、拉原料之类的门面活。
那个年代,生活物资极其匮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人们心目中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谈不上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娱乐设施,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可言,倒也应了“早睡早起,人勤地不懒”的千年古训。冬季,本是农闲时节,可勤劳惯了的村民们还是闲不下来,及早思量着将肥料提前运到地头堰边,好为来年的春耕生产提早做好准备。
冬天里,每每早上,天还没放亮,报晓的金鸡还睡眼惺忪,左邻右舍像是约好了时辰,随着吱呀呀柴门推开的声音,各家各户的青壮劳力纷纷将院子外面的农家肥刨开、装筐、上肩,迈开双腿,呼哧呼哧,借着夜光,沿着再熟悉不过的山路,挑着百八十斤的担子,极有节奏地向生产队早就划分的责任田或自留地里奔去。不出一刻钟的工夫,挑着担子的人们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感觉热乎乎的,满身散着热气。有些年轻气盛的黑后生们索性半敞着怀,任由冷风吹拂,倒也不觉得多么冷,反倒精神了许多,自觉不自觉地又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挑几担了?你家的任务快完成了吧!可别太冒进了,老让我们撵不上,哈哈哈……”在崎岖的山路上,不管是负重前行的,还是轻松而归的往返者,相互照面,人们打着招呼、调侃着,脚下的步伐却依旧匆匆有力,每天早上挑不上三五趟都不算什么活路。相互打个招呼、调侃一下,可以放松心情、调整心态,有利于挑者的行进,还不觉得太累,说到底就是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的一种灵活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印证了冯骥才描写的《挑山工》的生动画面。
当时,我虽年小又气力不足,但为了多给家里挣点工分,好从生产队里足额分到为数不多的口粮,我也常常加入到“挑山工”的行列,主动为家里分担压力,还要算计着不要误了上学堂的钟点。
说实在的,只要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记忆都特别深刻。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一日三餐可谓清汤寡味,缺少营养,一年半载也难闻到一点肉味,人们普遍清瘦、干练,很少听说有“三高”的村民,各类富贵病几乎都与村民们没有缘分,偶尔看到一个白胖一点的人都觉得很稀奇,往往投去诧异的目光,回头率很高:他是哪来的?干什么的?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每当雨水过后,村民们才真正忙碌起来。人们走进田间地头,施足底肥,深翻黄土,待到清明前后,布谷叫的时候,开始种瓜点豆,除草蹲苗,捉虫,像侍弄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盼着鸣蝉鼓噪、秋高渐爽。待到谷子笑弯了腰、大豆熟黄了角,一大片一大片高粱羞红着脸,数落着满坡的金黄,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看得只让人陶醉。
一秋抵三夏,三秋忙到霜。三秋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村民们又开始用大人小孩齐上阵的方式,人挑肩扛,硬生生再把收获的各类果实运到村西头的打谷场上,去皮、脱粒、晾晒、堆放,承载着村民们全年的劳作与希望。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确实很不富足,但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最饱满的粮食,装上大车、插上红旗、排起长龙,扬鞭催马送粮忙,兴高采烈地去公社交公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抚今追昔,每当听到那首《扬鞭催马送粮忙》明快欢畅的曲子,仿佛就又回到了人挑肩扛、战天斗地的劳动场景,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仿佛青青翠竹还在讲述着《朱德的扁担》,挑出了官兵平等、挑出了革命胜利、挑出了井冈山精神；新华医疗的那一副银匠担子任重道远,挑出了历史上我党我军的第一家医疗器械军工生产企业,更是挑出了八十年风雨征程红色国企的使命担当……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悟到,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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