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023/06/13 | |||||
|
去年结婚人数 创37年来新低
|
|
任远说 |
创37年来新低 我国9年来结婚人数下降49.3%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有何变化?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记者梳理数据发现,这一数据创下了1986年(民政部网站公布有1986年以来的数据)来的新低。 同时,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最高峰后,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这其中,2019年我国结婚人数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2021年跌破800万对,到2022年则跌破了700万对大关。从数据来看,2022年结婚登记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80.3万对,下降10.5%。与2013年最高峰相比,9年来,我国结婚人数下降了49.3%,下降幅度近半。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对记者表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结婚率下降,以及人口学因素带来适婚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等共同作用,导致当前时期我国结婚人数逐年下降。 “结婚率下降,以及结婚人口的减少,会进一步强化我国的人口低生育率,尤其是‘一孩’生育率的下降。”任远说。 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2022年创37年来新低 梳理民政部1986年以来的历年结婚登记数量发现,我国在2008年结婚登记数量突破1000万对,而后一直逐年上升,至2013年达到高峰(1346.9万对),2014年起,结婚登记数量连续9年逐年下滑,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别跌破1000万对、900万对、800万对、700万对,其中,2020年的下降数量达到113万对。 从数值来看,2022年是1986年以来结婚登记数量最低的年份,也是唯一一个跌破700万对大关的年份,比2021年减少约81万对,与2013年的高峰值相比,下降幅度达49.3%。 任远表示,我国结婚人数不断走低的背后,有1990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量总体上逐步减少的队列推移的原因,“在1982—1991年间,我国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而1990年出生人口数基本达到高峰,约在2500—2600万,随后的十年来逐步下降,到1999年,年出生人口数在1200万左右,当这批人口进入适婚年龄时,也就是最近若干年来,我国年结婚人口数量也逐年下降。” 年结婚人数下降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国的结婚率也在下降,“无论是人们的结婚意愿还是结婚行为,都在下降。”任远说,实际上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婚恋观、婚姻的价值等都在发生变化,“比如,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往往需要依赖婚姻才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其独立性的提高,婚姻的价值客观上减弱了,女性的婚姻观念和结婚意愿也都发生了变化,女性独立性提高了,这都是带来结婚率下降的社会原因。”同时,任远教授还强调,在当下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口的迁移流动伴随着流动人口婚姻过程的推迟,进一步降低结婚率。 结婚人数下降或将改变人口家庭结构 “结婚人数的下降,最直接的影响会带来生育率、特别是‘一孩’生育率的下降。”任远说,这将进一步强化我国低生育率的社会背景。 2022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同时,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此外,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近日发表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一文中指出,“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 此外,任远表示,结婚率下降也会使得人口家庭结构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年轻人口由于结婚率下降,他们处于单身状态的比重会提高。因此大龄未婚男性、大龄未婚女性等现象都会更明显。另外,社会中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处于不婚和同居状态的现象在提高,这些新的社会现象会进一步改变婚恋观念,使社会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民政部门正在加紧破除结婚登记中的一些制度障碍。在今年5月民政部召开的扩大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户分离现象较为普遍,长期外出工作、生活、学习的群众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不仅耗费时间、精力和财力,也带来很多不方便,群众对婚姻登记异地办理的需求十分强烈。 王金华表示,为进一步满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在前期首批试点基础上,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本次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宁夏等11个省区市纳入,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据悉,本次调整后,全部试点地区将覆盖21个省区市,且均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将覆盖我国总人口的78.5%。 ■ 延伸阅读 结婚人数屡创新低 中日韩婚姻都有什么变化? 近年来,中国结婚人数屡创新低,不婚、晚婚现象或已成趋势。这不只是发生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有相似趋势。此前有一种说法是,韩国40岁出头的新娘就比20岁出头的要多——在2022年结婚的韩国女性中,40—44岁的人数(1.09万人)多于20—24岁的人数(1.01万人)。这已经是韩国连续两年出现该现象。网友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晚婚现象。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数据包含了韩国女性的再婚数据。在韩国2022年的女性初婚数据中,40—44岁的人数为4738,不到20—24岁(9013人)的一半。因此,与网友看法一致的其实是另一个数据,韩国初婚年龄集中在30—34岁。 中国平均初婚年龄 逼近30岁 从中日韩的历年数据来看,初婚年龄推迟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在十年间变化最大,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推后了近4岁。2020年,中国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是29.4岁和28岁。 在韩国,30岁之后结婚成为常态,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16年就已经突破30岁,在2022年变成30.8岁。 恋爱和婚姻不再是韩国人的必需品。早在2011年,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等社会问题,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世代”的说法,意指抛弃爱情、婚姻和生育的一代年轻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告诉记者,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结婚成本的上涨、婚恋观念的转变、女性的职场理念变化等原因都影响着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 此外,婚姻匹配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了。李婷认为,现代青年既想寻找到能满足精神共鸣的伴侣,又想对方能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大大提升了寻找到合适结婚对象的难度。另一方面,娱乐文化产品对生活的填充,使得婚姻不再是年轻人的必需品。 晚婚背后: 初婚人数大幅下降 在中日韩三国中,韩国女性的晚婚现象最为突出。 据韩国统计局2022年的数据,30—34岁成为韩国女性最主要的初婚年龄段,首次超越了20—24岁年龄段。另外,更多的韩国女性选择在35岁以后结婚——相比十年前,中日韩女性在35岁以后初婚的比例分别增加了8.1%、2.3%和9.6%。 晚婚的背后,是中日韩的初婚人数在不断下降。中国女性初婚人数的变化最显著,该数值在十年间下降了超六成。 李婷说,中国结婚对数的减少,与适龄结婚人口总量减少、长期存在的性别比失衡等原因有关。她补充说,过去十年,婚姻挤压现象比较严重,适龄单身男性数量要多于适龄单身女性数量,部分男性因此被“挤压”掉,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2022年,日本约有50.5万对新婚夫妇,尽管比上年略有增加,但仍比2019年的59.9万对有明显差距。而韩国在2022年约有19.2万对夫妇登记结婚,创下历史新低。 在晚婚等潮流之外,一个新的趋势是传统的婚恋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姐弟婚”越来越普遍了。在2022年韩国20—39岁的初婚夫妇中,“姐弟婚”的比例比20年前上涨了8.26%,达到了19.85%。 该研究分析,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增高,为避免因结婚生子影响事业和自我实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晚婚,而这导致她们可选的配偶范围减小。因此,一些女性选择嫁给教育和(或)收入低于自己的年轻男性。 除韩国外,中国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姐弟婚”比例上升的现象,比如安徽、杭州。最近杭州发布的2022年婚姻登记数据显示,女方比男方大1—4岁的“姐弟婚”占女性结婚总数的19.31%,已经连续三年上升。 据澎湃新闻、《华商报》、界面新闻
|
|
|||
|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