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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6
朗读

“比起去火星, 地球有些事更紧迫”

商业

  “比起去火星,
地球有些事更紧迫”
  时隔四年再度来华,6月15日,比尔·盖茨在北京发表演讲,称赞中国的创新成就。他提到了袁隆平:这位中国科学家培训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水稻科学家,让他们把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数十亿人因此得以生存和发展——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创新能与之媲美。
  比尔·盖茨是微软公司创始人,也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兼理事。他于6月14日抵达中国,飞机一落地就引发高度关注。次日,在由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和盖茨基金会7年前共同支持建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比尔·盖茨发表了《以创新之力,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演讲。
  比尔·盖茨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前,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他把中国的成功看作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机遇。这一次,在比尔·盖茨再度访问中国的当口,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回顾他多年来在科技、商业、慈善等诸多领域的探索与贡献。

  “比起去火星,地球上有些事情更紧迫”

  比尔·盖茨身穿博士服,走上讲台。5月的第二个周末,他在领取北亚利桑那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后,为毕业生作了演讲,并给出5条人生建议。这是这位世界前首富自2008年离开微软,转变为一个全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员工后,常常出现的形象——一位倡导者。
  这不意味着他从科技界退休了。辞去微软的全职行政职务,他似乎拥有了更宽的视角去参与更多元的领域。与被外界视为和他年轻时代最相似的科技大佬马斯克不同,盖茨的目光不在太空,他曾开玩笑说:“比起去火星,地球上有些事情更紧迫。”相对于仰望星空,他更乐于关注脚下,行为模式来自于他从未更改的思维方式——依据事实做决策,而不是感性。这使他成为一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他始终对科技改变生命的潜能抱持极大的热忱,例如认为人工智能是如同微处理器、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一样,具有根本意义的科技进展。但在认为AI将改变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同时,他也指出,很好的管理和应用是保证AI利大于弊的前提。几年前,在网飞拍摄的纪录片中,比尔·盖茨曾说,尽最大可能保持客观,每次遇到挫折,他的应对方式也是“退后一步,(看清事实)让自己更加客观”。
  也许因为高度聚焦事实以及由此分析得来的数据,使得比尔·盖茨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他在2015年就提到“人类将会面对大流行病”,在90年代还少有科技公司在中国做基础研究时,盖茨就主导在中国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而后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为IT行业培养了众多科技人才,也反过来让微软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行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力。近些年,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慈善行业的盖茨频繁造访中国,他认为对于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具有独特的专长与鲜活的经验。

  创新狂人
  盖茨对科技创新的笃信和乐观并非没有道理,回顾他的壮年、青年甚至少年时期,他一直在寻求如何利用创新来解决难题。
  1955年10月,盖茨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个中产家庭。那时的美国,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实力骤然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和单位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最前沿的科技产品——计算机,不过那些机器不仅体型臃肿,操作也非常麻烦,要么需要不停地扳动一行行开关,要么需要人们把一串串简单的指令翻译成繁琐又冗长的机器代码,通过纸带传送给机器。
  1968年,盖茨就读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做出了一个超前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了盖茨的一生——为了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湖滨中学斥资租用了一台计算机,这所学校成了当时美国最先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学校。
  其实,湖滨中学没有正式的计算机课程,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小组,他们吃力地硬啃通用电气公司有关BASIC的基础指南,盖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机房。在湖滨中学,盖茨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计算机迷住的小伙子,还有一些人也经常往机房跑,这些人中,有一个比盖茨高两年级、叫保罗·艾伦的学生让盖茨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一起钻研编程。后来盖茨回忆:“当时我变成了一个计算机迷,日夜都想着计算机相关的事。”
  盖茨和艾伦编写的程序很快就有了实用价值,湖滨中学邀请他们帮忙,为学校编写课程安排程序。1973年,盖茨和艾伦曾尝试开发一款程序,以实现用机器读取和自动分析来取代繁琐的人工分析交通流量数据的过程,并就此争取过市政府交通部门的合同。所有这些都为两人未来的创业埋下了种子。一个高中还没毕业,一个刚迈进大学,他们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电脑程序员,有的公司在遇到电脑程序问题时都会想起,“有两个叫盖茨和艾伦的人。”等把他们叫来谈合作,才惊呼,“等等,这不是两个孩子嘛!”
  盖茨坚信未来会是计算机的天下,甚至萌生退学专心研究计算机的想法,但在父母的要求下,他还是完成高中学业,考入了美国顶级学府哈佛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专业。他开始翘课,整日整夜沉迷于计算机中心,每天都到天快亮才回宿舍睡觉。但尽管如此,他仍保持着不错的考试成绩。
  1974年12月的一天,艾伦兴奋地冲进盖茨的宿舍,递给他一本《大众电子》杂志,看到杂志的内容后,盖茨立刻振奋了。杂志上是一条改变世界的消息——后来被誉为PC之父的爱德华·罗伯茨研究出了第一台迷你个人计算机Altair8800,只是这台计算机还缺少可以让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不久之后,他们就给爱德华所在的MITS公司打了一通电话,说已经编写出了程序。对方很感兴趣,却不知电话那头的两个年轻人压根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情。几十年后,艾伦在回忆录里说:“如果我们当时没那么年轻,或者更明白事理,我和比尔也许就放弃眼前的这个挑战了。但是,那时我们太年轻,血气方刚的我们竟然坚信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在不眠不休的几周后,他们当然编写出了这个程序,这个能够在Altair8800上运行的程序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一年也是值得纪念的,盖茨和艾伦靠着这次软件开发成功获得了18万美元创始资金。
  盖茨辍学创业,微软诞生了。那时,艾伦问过盖茨一个问题:要是一切顺利,你觉得我们的公司能达到多大的规模?盖茨回答:我想会有35名程序员为我们工作吧。
  微软的成立恰逢其时,那是一个个人计算机市场迅速膨胀的年代,每个月都会出现新的机型,搭载上时代的列车,微软成立第二年就开始与顶级客户合作:数据技术集团、国家收音机公司、花旗银行、通用电气……他们收费不高,艾伦和盖茨的策略是:将程序价格压低,低得让制造商不需要考虑自己开发程序,这样就可以延缓他们进入软件制造业的脚步。
  2008年盖茨从微软退休时,很多微软员工给他的评价是“勤奋”。他们不知道,在创业初期,盖茨的勤奋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没日没夜地待在办公室里写程序。
  于是,微软渐渐发展成为个人计算机语言开发领域的明星。1980年8月,微软拿下了蓝色巨人IBM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订单,这成为微软公司史上的重要转折,正是凭借这份订单,微软在1986年成功上市并走上了直通互联网巨头的道路。借上市获得的大量资金,盖茨领着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
  盖茨在中国

  与其说盖茨是创业家,不如说是产业预言家,他有关个人计算机的远见和洞察力一直是微软成功的关键。30岁以后,他仍然自己参与程序设计与开发,维持与科技间的温度。1991年,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创立了硏究不同计算机科学主题与问题的部门——微软研究院(MSR),MSR的一个目标为“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硏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MSR无疑是成功的,从算法理论、人机交互,再到现在极为火热的语义识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让微软号准了计算机科学未来发展的脉搏,至今仍是科技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公司之一。
  而也正是盖茨的洞见力和前瞻性,助力微软于1998年把研究院开到了中国,他比多数美国科技大佬更早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当然获得更多红利。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早已与全世界接轨,但1998年人们生活的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VCD机、BP机刚刚普及,互联网还是一个陌生感很强的词汇。
  契机发生在1997年。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刚刚成立,盖茨渴望向全世界搜罗研究人才,它开始望向美国本土和英国以外的新地点。盖茨第一次到访中国是1994年,为了推动即将发布的Windows 95在中国落地,那时他到中科院参观了中国的计算机设备,认为中国软件工程具有极大潜力。1997年,盖茨访问中国时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这又让他对中国的高校学子印象深刻。“中国大学生的才华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访问对微软决定于1998年在北京建立研究实验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尔·盖茨对记者回忆。
  1998年,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受比尔·盖茨的委托,来中国帮忙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成为首任院长,三年以后它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在那个年代,李开复和一批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带着数名刚毕业的本土博士,在研究院里进行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图形学等前沿技术研究。那时,“京东多媒体”还是中关村的一个小柜台,主营刻录机和光碟;马化腾刚刚开办只有5个人的公司;李彦宏还在硅谷打工。
  盖茨的这一决定,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要拉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原百度总裁张亚勤、原金山软件CEO张宏江、阿里云之父王坚、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以及一大批科技独角兽的创业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没有让盖茨失望,它给了微软强力的技术支持,比如微软云Azure,比如Office,Windows,Bing,Xbox,HoloLens……脱胎于这里的技术不断转移到微软的产品矩阵中,甚至在人工智能还只是个模糊概念尚不被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岁月,亚洲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方向。
  在微软的日子,盖茨到访中国不下十次,可以说他见证并深入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演变进程。对于中国的科技人才和创新能力,盖茨有深刻的了解。
  正是基于务实而不是情绪化决策,盖茨把中国的成功看作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机遇。2017年11月,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增院士名单,他当选外籍院士。整整一年后的2018年11月,盖茨在受到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时,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的外交语境中,被称为“老朋友”的美方人士往往是在中美建交以来40多年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积极作用的人,在盖茨之前,鲜有人以企业家和慈善领袖的身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来,盖茨对媒体说,这对他是很大的褒奖。
  在中国,他有相当多“粉丝”和“传说”。2007年盖茨参加博鳌论坛时,近两万名网友通过网络向他提出了4000多个问题,其中问得最多的就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在中国最知名的传说,是2010年他和巴菲特一起举办的慈善晚宴上,受邀大佬只来了一半,因为担心被劝捐,毕竟巴菲特与盖茨都以裸捐在慈善圈闻名。盖茨基金会对《中国新闻周刊》澄清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盖茨基金会不是募捐型基金会,自然不存在募捐和劝捐。盖茨访问中国时,经常会与高净值人士会面交流,目的是希望就投身慈善事业进行分享和沟通。
     据《中国新闻周刊》《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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