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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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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植入机器 抑郁症患者的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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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的豪赌 手术即将开始,31岁的吴晓天被束带紧紧地固定在病床上,他即将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技术,听起来有些科幻——在大脑中植入机器,远程切换参数,以调整情绪,改善抑郁症。深部脑刺激(DBS,Deep Brain Stimulation)为项目的技术基础,通过植入脑中的起搏器,电刺激调控神经活动以干预行为、情绪、认知。截至目前,该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年,广泛应用于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癫痫等疾病。但对于难治性抑郁症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所负责的“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研究项目,是中国首次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试验,26名患者经过严格的筛选后加入试验,吴晓天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项目对抑郁状况的平均改善率为60%。 科技改变命运的故事似乎正在发生,但抑郁症患者是否找到了“解药”?答案仍在路上。 回到15岁 病床被推向手术室,刺眼的白色灯光快速后退,吴晓天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很多画面: 母亲抱住自己的腰,哭喊着想要拖走他；打印着“存在感染、偏瘫、植物人、终生大小便失禁风险”的术前知情同意书,他“唰唰”签下字的笔触；父母厌倦的神情,挤满了柜子、窗台和书桌的药,同学嘲笑自己“傻子”的声音,混乱的逻辑,被遗忘的快乐与平静,破裂的婚姻,反锁的昏暗房间…… “2022年1月18日,早上9点”,吴晓天清晰地记着自己被推进手术室的时间,身边的仪器有规律地“滴滴”作响,麻药的作用下,声音越来越远,意识消失了。 在陷入沉睡的这段时间里,吴晓天的大脑两侧被分别钻开一个硬币大小的孔洞,两根直径大约两毫米、各带有8个触点的电极插进了经分析确定的目标靶点,精细的调控下,触点与靶点相连接。他的胸前还被植入了一块麻将大小的脑起搏器,负责给电极供电。 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睁开眼睛后,吴晓天发现自己颅骨两侧出现了两个一元硬币大小的伤口,触摸伤口,他摸到了头皮下的两条硬线。除此之外,一切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一种不真实的感受环绕着他:“这次真的会有用吗?” 医生们的脚步声将他拉回现实。吴晓天被叫到会议室里,一名医生点击中控平台的开机键,再用程控器对准他的胸口,通电测验开始了。 一瞬间,所有的怀疑都打消了。“好像那一瞬间回到了我15岁的时候,和没得抑郁症的我自己连接上了。”他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 医生不断调试刺激的靶点和参数,他感觉自己在不同的情绪之间快速穿梭,时而感觉到被朋友抛弃的愤怒,时而又感觉到久别重逢的惊喜,时而又像中彩票一样感到狂喜。“那是一种特别神奇的体验。”吴晓天回忆,“你不用去经历那些事,脑海里却自然地有了那些感受,好像它们是凭空出现的,但又特别真实。” 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欣喜。为了“回归正常”,吴晓天曾上山疗养,学过气功,信奉过民间中医,怀疑自己睡姿不对,绑着双腿让自己侧躺入睡,听说抽烟能够改善情绪,即使讨厌烟味也逼着自己抽到晕眩,硬是染上了烟瘾。最多的时候,他曾试图一天吃七八种药片。 此前的15年,唤起每一种情绪都像在泥地里跋涉一般艰难,而现在,仅仅通过电流的刺激,这些情绪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烁。 医生告诉他,这场试验如同一场马拉松,手术植入机器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刺激的靶点和参数,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调试的前半年非常波折”,最初的靶点很快出现了耐受性,效果越来越微弱,在开机后的三四天,吴晓天的状态随着耐受性的产生开始滑落。他甚至一度觉得这次尝试又会像以往一样,以绝望告终。医生尝试定时开关机器来解决耐受性的问题,但他根本受不了,机器关闭,就感觉“一秒坠回了地狱,没法呼吸”。 直到后来,医生调试出“工作模式”和“休息模式”的组合,并有规律地进行模式切换,耐受性在他身上几乎没再出现。但他很快感到焦虑:他的作息要严格按照医生规定切换的时间来。一段时间后,吴晓天提出,想要自己切换两种模式,他想要逐渐拿回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在入组的患者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再三考虑下,孙伯民同意了吴晓天的请求。他希望借助吴晓天的敏锐感受,更快找到能普遍解决其他患者问题的钥匙。 答案 当吴晓天仍在寻找治疗自己的“解药”时,远在美国的萨拉也几乎陷入了绝望。 在一次从北加州开车回家的路上,33岁的萨拉满脑子想的都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控制不住地哭,想直接把车沉到沼泽地里”。她强撑着回了家,不久后,她辞去了工作。 她几乎尝试了所有治疗方法:20多种药物、几个月的住院、电休克疗法、经颅磁刺激。抑郁的症状仍然持续存在,甚至越发严重。 迄今为止,世界上约有2.8亿抑郁症患者,医学界尚未得出抑郁症的明确病因,且高达30%的患者无法通过现有的治疗手段改善症状。一项预测显示,抑郁症将在2030年成为危害最大的疾病之一。 在患者们像战士一样对抗抑郁症的同时,现代科学也在不断追寻治愈抑郁症的可能,解开抑郁症患者头脑中的谜团,也成为了很多医生的愿望。 1985年,医学院毕业的孙伯民被分配到合肥市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做住院医师——和精神疾病患者距离最近、相处最多的医生岗位。这段经历对他的从医生涯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那个年代,精神疾病主要靠药物治疗,患者的恢复相当漫长,而作为医生,孙伯民感到“自己没什么发挥空间”,在病人的痛苦面前常常束手无策。直到他参与了一位老师的临床研究——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治疗精神分裂症,手术产生了效果。 他决定深造,学习神经外科,在博士毕业后开始使用手术方法治疗强迫症,并立志以此方法攻克更多精神疾病。 2005年,他关注到加拿大率先在全球使用脑起搏器治疗抑郁症的案例,试验的效果并不理想,“改善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但这一并不成功的实验让孙伯民以及很多研究者看到了DBS治疗抑郁症的潜力。 同年,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海伦·梅格伯带领团队开展了第一次针对难治性抑郁症的DBS试验,以胼胝体扣带回为靶点,6例患者中有4例产生了效果,但最佳的刺激靶点仍不清晰。这之后,因为研究中期得出治疗无效的结论,两次由行业主导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也提前终止。其他临床研究也因为样本量小、研究设置不一致、试验过程的非标准化及缺乏控制,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技术推进一度陷入僵局。 直到2021年,海伦团队再次对10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进行了DBS手术,通过在患者脑中植入多个电极,并根据患者感受个性化地调整刺激参数,24周内,70%的参与者获得缓解。萨拉是该项目的第一名患者。几乎同时,孙伯民在瑞金医院的项目也得以陆续开展,最终报告了平均60%的改善率。 与机器共生 如今,吴晓天看起来已与常人无异,甚至更加健谈开朗。机器被藏在他的大脑与胸口里,不过,想发现他与别人“不同”并不难。 他时刻背着自己的黑色书包,每隔30分钟便检查一次程控器是否还在。他熟练地切换着机器的两种模式,打开“工作模式”的他渴望社交,一旦切换选项,吴晓天像立马换了个人,他变得安静,身体渐渐陷入座椅,很快便沉入睡眠。 有一次,手机APP出现了短暂的失灵,他疯了一样打了十几个电话,后来直接冲进医院,拜托医生在下班前赶紧修复。 他已经不能失去机器带来的“正常”,甚至因此开始完全痴迷于现代技术。他能说清自己身体每一种小疾病的疗法,经常去医院检查身体,精确地补充微量元素。ChatGPT诞生后,他花了几百块钱购买账号,跟踪每一步更新。 在被多家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吴晓天安装的机器是一种“电子毒品”,他在“工作模式”下的状态是躁狂的一种表现,而他自己可能因为对机器的依赖“失去了部分自主权”。 随之而来的,是对该项技术更为广泛的伦理争议。很多专家对抑郁症患者知情同意的能力以及此类侵入性手术对身体带来的未知副作用持怀疑态度。2019年,《自然》杂志上一篇探讨脑机接口技术伦理问题的文章指出,这是一种人与技术激进的共生,脑机接口技术可能会改变人的性格、思维和决策,也可能进一步带来隐私侵犯、对设备的依赖、其他脑功能缺陷等问题。 孙伯民向媒体透露,正式开始试验之前,团队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伦理审查。科室十几位医生熬夜写材料,明确了非常严苛的入组条件,这些患者必须尝试过心理咨询、药物治疗等多种方法后无效,并经过一系列心理、生理测验,以及精神科医生的协助判断,以确定此项技术的应用不是为了让普通人获得快感。 面对质疑,吴晓天时常无力辩解。他提到不久前参与录制的一档访谈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问了很多与伦理争议有关的问题,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安装了“机器臂”的残疾人。吴晓天与那名残疾人对视一眼,便立刻明白了彼此眼神中的无奈。“它不是电子毒品,而更像是‘机械假肢’或者‘轮椅’”,吴晓天说,对于他们这些“病人”来说,在谈论伦理与争议之前,机器给了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生活的权利,这一事实更加重要。 萨拉也在一档播客中提到:“机器并没有让我开心,也并没有解决我的任何问题,只是帮助我摆脱了以前阻止我解决问题的巨大负担(抑郁症状)。” 前路漫长 手术几个月之后,萨拉自杀的念头消失了,抑郁量表的分数从33分下降到10分以下。两年之后的回访中,她回溯了自己的变化轨迹:“改变是慢慢发生的,一开始是刷牙更容易了一点,然后是起床更简单了,后来,对事物满怀希望也不再如此困难。” 在26位患者中,吴晓天的改善率“属中上水平”,达到了90%左右。 但科技改变命运的完美故事并没有普遍地发生在每一个参与者身上。在瑞金医院的试验中,一名患者在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躁狂症状,不得不住院治疗。另一名患者仍然存在自杀意念,身体状态下降,无法继续忍受,在术后两个月停止了治疗,闲置了经过开颅才安装在身体中的机器。也有少数患者对刺激的感受很微弱,在长时间的调控后仍然感受不到开心。 据“36氪”报道,该项目的第一位患者张荣并没有像吴晓天一样感受到太多情绪的变化,调试设备时,他时而精力充沛,时而疲惫不堪,相同的参数无法提供持续的刺激,巨大的期望之后,张荣总是很快经历巨大的失望,花了将近两年,他才找到了能恢复到60%-70%的参数,他不再对回归正常有所期待。2021年,有媒体曾为这项试验拍了纪录片,视频中的患者范大哥在通电后也并没有体验到明显的心理变化。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骁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DBS治疗抑郁症的风险收益比尚不明确。孙伯民也向媒体坦言,该技术的“双盲试验”很难进行,一旦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关闭机器,患者便会立刻打来电话说想要自杀,只能暂时停止试验,这更加大了证明技术有效的难度,想要将这项技术推广到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吴晓天尝试不再理会争议,他有了更加痴迷的目标:帮助更多人理解抑郁症患者,他科普“千万不能和抑郁症患者说这三句话”,“别说让他多出去走走,别说让他振作点,别说这没什么大不了。” 他不断地发布视频介绍脑机接口技术和自己的经历,“不是推荐他们去做手术,而是告诉他们别绝望,还有好起来的可能。”不少抑郁症患者来找他诉说自己的痛苦,他会尽量回复每一个人的评论与咨询,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9月初的一天晚上,吴晓天买了一整箱炭和两大包肉,把桌子搬到阳台,想学着生火烤肉。炭逐渐烧成暖橙色,他盯着炭发了好久的呆。“我上一次买炭是为了自杀,没想过有一天是为了烤肉。” 风吹过,炭火在夜晚泛起一片柔光。“真像梦似的。”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晓天为化名) 据《看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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