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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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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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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绪芳 每当读到杜牧的《清明》,一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就勾起我深埋心底的对西刘村的记忆。 临淄金山一带有句俗语:“西刘人家不收杏,老婆孩子光着腚。”西刘村坐落在临淄金山镇中部的银山山下,东、西、南三面是深沟大壑。村南有南北朝遗址,这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明清时,村里村外就广植杏树。人们吃饭种庄稼,花钱靠杏树。 小时候,我常住在西刘村。农家小院内,路口街旁,村头的闲园子,沟头崖岭,到处都是杏树。杏花一开,粉红色的花瓣便羞答答地飘落在我的梦里,那么美。最不能忘的是姥娘家西屋后边那株老杏树,它有着苍劲张扬的造型、矮壮的主干、绵密的茎叶,黑褐色的主干离地一米多就分成树杈。每年春天,杏花初绽,粉红的花蕊,洁白的花瓣,似雪又比雪娇艳的淡淡红晕缀满整个枝桠,显得那么素雅高洁。杏子熟的时候,满树都是黄色的酸甜可口的果实,我和表弟们便在杏树上尽享口福。夏天,我们在树荫下做游戏,喂小鸟；冬天,我们吃着杏树叶做的菜团子,在火炉边拉呱。 我的童年,正值上世纪50年代,刚从战乱贫穷的旧社会过来的农民们,深切感受到和平的宝贵,享受着新生活的轻松和欢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每年春天,西刘村的京戏班子都唱戏。那年清明时节,他们又在杏园旁边的社场里搭台唱戏。我和表弟们在姥爷的带领下,穿过杏花盛开的大东沟去看戏。锣鼓正打得热闹,我和表弟跑到场边的杏园里玩,红萼粉瓣的杏蕾,一团团、一簇簇,就像散发着幽香的红粉烟云扑面而来。村里村外、漫山遍野的杏花开放着,蜜蜂喧闹着,黄雀、百灵在一树树粉色的花团里鸣唱着。深深地吸一口气,暄暖的春光溶入杏花微甜的香味。小伙伴们开始在野地里撒欢,在田野中翻跟头,在杏树间、在戏场上大人们的空间里穿梭嬉闹。 开戏了。热烈、铿锵的锣鼓打击乐,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激越；京胡一响,摄人心魄,如冷泉凝绝,若花间莺啭；细腻、传神的表演,高贵、典雅的装扮,让我们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光彩。孩子们一会儿爬上杏树,一会儿回到大人们的身旁,姥爷让我们站在凳子上。我们最爱看武打戏,都知道“八蜡庙,好热闹”。像《九江口》《八蜡庙》是孩子们爱看的,什么《扫松下书》《起解》《三堂会审》,唱功再好都不是孩子们喜欢的。尤其忘不了《诸葛亮招亲》,戏中崔州平、孟公威等人唱的那段山歌别有风味,至今记忆犹新。 西刘村的京剧从清末就盛名远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杨逢顺的武生、杨善良的青衣都是名噪一时的名角。 京剧宛若一位古典佳人,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吟低唱,一路轻移莲步缓缓走来。其表演长袖善舞、婀娜多姿,如水墨丹青,“无画处皆成妙境”；唱腔上有时凄美幽怨,有时柔美温婉；京胡演奏,有时像春雨潇潇,有时如碎玉裂帛；写意的舞台简约空灵,无花木却见春色,无波涛可观江河；唱念作打中“汇千古忠孝节义,成一时离合悲欢”。正是传统文化的烛照濡染,使西刘村在近代演绎了几出跌宕起伏的人间大戏。 提起西刘村,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就是杨达山。周边三五十里,一提西刘村,就说西刘是土匪窝子。但是自古以来,西刘村民风淳朴,村民勤劳善良、秉礼重义,世代相传,同时也有着山里汉子的粗犷豪放。 这里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1940年8月,益都县独立营营长冯毅之将西刘村杨敬坤领导的民间武装收编为抗日武装益都县特务连,后又命名为益都县第二大队,他们在金山一带和胶济沿线开展抗战活动。开始30多人,到1941年发展到100多人。1941年农历十一月廿四,他们在北刘村与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惨烈悲壮的血战。日伪军出动数百人,日夜围攻以崔家楼为依托的抗日县大队阵地。以大队长杨敬坤为首的抗日战士,用落后的武器和大刀与敌人拼杀,日伪军伤亡数十人,其中击毙日军指挥官一名,并缴获其指挥刀一把。该楼在战斗中被日军炮火炸毁。大队长杨敬坤和30多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中就有3名烈士是西刘村人。冯毅之同志《抗战日记》中专门提及此役。崔家楼战斗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西刘村的仁人志士、热血汉子大有人在,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我们的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屡立战功。杨洪禧同志1945年入伍,参加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多次立功,曾任新疆军区司令部军务部副部长等职。杨铁山同志(曾用名杨善曾)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潍坊一带开展武装抗日活动,在胶济大队二中队任队长兼指导员,后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十三纵队,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荣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五次,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一枚。还有1947年在保卫延安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杨逢甲烈士,1932年任益都县四区区长的杨增修,于1937年在剿匪中殉职。 英烈的事迹熏染着这片故土上的乡民。西刘村的百姓敦厚朴实、善良尚义,平凡中蕴含着伟大。 童年时,姥爷经常带我到一位远房舅舅家去玩。这位舅舅是位孤寡老人,无儿无女,一生嗜茶。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十分贫困。他的所有家当,都不如那把南泥壶子值钱。篱笆墙、篱笆院门,院门楼用几根木棒搭起个架子,上面坉着麦秸。整个小院只有两间西屋,土坯墙,麦秸顶。几根木棍绑成的门梃上钉着破苇席片子,就算是房门了。小窗下一棵石榴树,苍老空洞的老干上挑着几枝绿叶,三五个石榴熟笑了也不摘。 每次到他家,他首先拿出一把绛红色的南泥壶,用那永远搭在肩上的粗布手巾擦抹着。壶盖和壶身上镶嵌着青铜饰物和锔子,镶铜的壶嘴像一只金凤凰的脖子和头,配着羽毛似的花纹,两边有两只镂空的小眼睛,擦抹得泛出幽幽的光。据说这把壶子是他年轻时从一个败落的大户人家买的,他看中的是壶中那厚厚的茶山和镶嵌精良的铜锔子。据说花了一石二斗小麦,那可是多年的积蓄啊! 这位老人喜喝酽茶。壶中下茶后蓄上水一泡,茶叶涨到了壶盖。斟茶时,从壶嘴里流出细细的一溜,像黏黏的拔丝。每个杯中斟上一点点,黑红黑红的。老人轻轻地啜上一口,发出嘶嘶的声音,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以为是很好喝的,一次我偷偷地抿了一口,苦得我头直打摆子。 那年代贫寒,嗜茶的人往往比较吝啬。而这位老人虽一生清贫,却朴实忠厚,从没见他虚待过客人。但是有一点,茶你尽管喝,可不要随便动他的壶子,尤其忌讳动那壶中黑色的茶山。他越是这样,我越对那把壶子好奇。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想敞开壶盖,看一下里边到底有什么宝贝,被一声断喝,吓得我好长时间缓不过气来。他立即拿过壶子,笑着打开壶盖让我看,原来只有黑黑的茶山。 这把壶上精细的铜饰和壶中的茶山,足以说明它的不凡价值和悠久历史。不难理解,舅舅对这把壶的珍爱程度,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茶具,更像是珍贵的艺术收藏品。 就是这把南泥壶,救过两条人命。有一年大灾荒,饿死人无数。这位老人收养了一对在大灾年失去父母的堂房侄子和侄女。他看着这对患有水肿病的孩子,搜索着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咬牙,忍痛将南泥壶子当了二斗高粱米,掺糠拌菜终于挺了过来。年景好转后,他又以极高的价格将这把壶子赎了回来。1946年他的侄子下了关东,从东北参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立了功,回国后保送上了大学。上世纪50年代末,曾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化工专家到阿尔巴尼亚援助建设。上世纪60年代初,成为沈阳市一家化工企业的书记兼厂长。 我姥爷经常与村里京戏班子的人到这位舅舅家凑堆拉呱,谈古论今。舅舅家西屋有个后门,门外有四五米宽的小平台,平台外就是十几米深的深涧大沟。平台上种的宝葫芦爬满了棚架,几个硕大的宝葫芦从绿叶中悬垂下来,就像林冲在沧州草料场用的酒葫芦一样。平台外那陡峭的崖头大坡上,长满了酸枣、黄荆、刺槐、迎春和许多不知名的花草。月光溶溶的晚上,茶友戏迷们围在葫芦架下的石桌旁,沏上一壶香茶,讲说着古今兴亡事、人间悲欢情。一阵清风吹来,飘漫着黄荆花的浓浓幽香。有人拉起胡琴,唱起了京戏。那苍凉,那悠远,那恬淡,那闲逸,伴着丝丝缕缕的琴声和月光,飘洒在山村的角角落落,飘向远方那苍茫的原野、山岗…… 后来,那位舅舅吃上了“五保”,在众乡邻的关爱下,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那把南泥壶子伴着老人度过了后半生,成为他最宝贵的财产和精神寄托,壶中那层层茶山上沉积着他的欢乐、心酸和曾经有过的希冀…… 自古尊卑总论钱,壶中同是一重天；德高何必看贫富,笑对清风抱盏眠。 西刘是一个杏花熏染的古老村落,蕴含着杏花那温婉美丽和清新的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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