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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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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开年新政“三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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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开年新政“三连发” 1月3日上午,中国足协在其官网连续发布三篇公告,明确了新赛季职业联赛的相关政策。主要的三条内容是:新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在继续使用中性名的基础上允许俱乐部为所属球队冠名；2024赛季中超联赛可以有5名外援同时登场；有条件接受俱乐部异地迁移。 那么,中国足协发布这三条新规的原因是什么?又会对新赛季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开放球队冠名 ■ 新规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和球队名称管理规定(试行)》在职业俱乐部球队冠名方面的调整为:俱乐部名称坚持非企业化(中性名),允许俱乐部在2024—2028赛季对所属球队冠名。文件还规定,俱乐部所属球队不得接受俱乐部股东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包括与其相似的汉字或词组)的冠名；不得接受博彩、烟草等赞助商的冠名；一支球队仅可接受一个赞助商的冠名；不同俱乐部的球队不可被同一赞助商(包括其前十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冠名。 新赛季开放球队冠名,虽然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础之上,但还是意味着,时隔3个赛季后,职业球队的名称中又将出现企业的身影,比如当年的“北京中赫国安”、“山东鲁能泰山”等等。 当然,根据新规,职业俱乐部全称规范为“俱乐部全称+所冠名称+队”,简称规范为“俱乐部简称+所冠名称+队”。通俗点说,还是中性名称优先。举个例子,即使有冠名,也只能在电视转播和广告宣传等场合体现为“北京国安(冠名商)队”。 中国足协为这一新政加上了相应限制,比如限期在2024至2028赛季实行,俱乐部所属球队不得接受俱乐部股东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包括与其相似的汉字或词组)的冠名等。 据记者了解,开放冠名是中国足协前期调研和讨论过程中,各家俱乐部反对声音相对较小的一项新政。它在保证中性名权威的前提上,给普遍遭遇生存难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增加了一个营收渠道。 中超每队每场最多5名外援上场 ■ 新规 《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4赛季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球员转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对外援政策进行了调整:2024赛季,各中超俱乐部注册外援人数累计不得超过7名,中甲注册外援人数累计不得超过4名；中超每场比赛外援报名最多5名、上场最多5名,中甲每场比赛外援报名最多3名、上场最多3名。 此外,中超、中甲新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时间为1月4日至2月28日,夏季转会窗口为6月17日至7月15日；中乙新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时间为1月4日至3月8日,夏季转会窗口与中超、中甲一致。 外援政策历来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动最多的一项,只是在“金元足球”退潮之后,近几年才相对趋于稳定。 外援新政方面,最大的调整在于新赛季中超上场外援人数最多为5名,创下中超比赛外援比例的新高。 像“金元足球”达到顶峰的2016赛季,中超外援上场规则为“3+1”(3名非亚洲外援和1名亚洲外援)。而后的2017赛季,中超上场外援数缩减至3名。 到了2018赛季,中超上场外援数量与U23球员上场人数挂钩,但最多仍是每队单场3人。转年的2019赛季,外援登场数量不再与U23球员数量挂钩,但3人维持不变。2020至2023赛季,中超上场4外援的政策趋于稳定。 新政之下,中超上场外援人数创下新高,自然引发挤占本土球员空间的争议。但在提高联赛观赏性,增加联赛竞争力层面,还是具有一定作用。进一步放开本土球员保护,也倒逼年轻球员参与竞争。 实际上,金元时期的本土球员保护政策,对于年轻球员的锻炼作用并不算明显。国家队青黄不接的局面依旧得不到改善,本土球员的上限也没有明显提升。归根到底,能否上场还是取决于球员硬实力,而硬实力并不是靠保护就能得来的。 重启异地迁移 ■ 新规 《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职业足球俱乐部变更注册会员协会及股权转让规定(试行)》在异地迁移、股权变更等方面的调整为:一是有条件接受异地迁移；二是取消新升级俱乐部在升级一年内不得进行重要股权转让的限制；三是适度放宽对转让方、受让方的资格审查要求,更好地适应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要求。 三项新政中,在俱乐部和球迷间引起最大争议的,当属俱乐部异地迁移。 虽然新规明确要求,完成俱乐部注册会员协会变更之后,原则上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变更注册会员协会,但或许还是很难阻挡住它带来的连锁反应。 在2023赛季职业联赛开始前,就有过关于重启此项政策的讨论,只不过最终未能成行。一年过后,异地迁移在时隔近8年后被重新开放。 之所以引发争议,原因很简单:中国职业足球有太多关于“流浪”的记忆。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2021赛季开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队,其曾辗转上海、陕西、贵州等地。 频繁搬迁多少带些投机性又相应缺乏稳定性,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场。而这一行为也极容易引发“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局面——在给迁出地球迷带去巨大情感伤害的同时,作为外来者也难以被迁入地球迷接受。 2023赛季的16支中超球队中,绝大多数是成长于所在城市的俱乐部,有着雄厚的球迷基础。 属于“少数派”的沧州雄狮,就陷入相对比较尴尬的局面。据了解,俱乐部不但失去迁出地石家庄的大量“死忠”球迷支持,在迁入地沧州市,他们曾经得到的相关承诺也未能全部兑现,使得俱乐部经营陷入一定困境。 此前接受采访时,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对异地迁移政策表达了质疑:“俱乐部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市场化的东西,在所在城市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去谋求生存?” 有消息称,新赛季中超“升班马”四川九牛有迁至深圳的意愿。而去年,还处于中甲联赛的他们,在赛季开始前一天曾强硬施压足协,希望迁至长沙。 彼时俱乐部在声明中明确表态:“如果足协不同意本队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那么背后的投资方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 然而这次“逼宫”不仅最终不了了之,还极大伤害了四川球迷的感情。如今异地迁移政策重启,或许四川九牛的搬迁计划,这一回能够成行。 对当下处于困局中的国内足球职业联赛而言,足协开年的这三条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稳定军心的作用,也应该可以帮助部分俱乐部脱困。 但这是从善如流,还是饮鸩止渴,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据新华社、中国足协官网、中新体坛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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