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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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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一二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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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状态的“数字游民”。 做一个“数字游民” 只要有网,在哪都能办公。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他们中有人赚一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在完成买房愿望的同时实现了购物自由；也有人为了孩子的教育远赴异国,实现了工作陪娃两不误；还有人工作四天玩三天,花小钱看世界。 “赚一二线城市的钱 在三四线花” 今年34岁的索索(化名)此前在北京一家小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两万的她时常感觉自己攒不下钱,距离买房更是遥遥无期。2019年,她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湖南湘潭。 原本以为就此和北京这座城市告别了,没想到直属领导和她提出来远程办公的方案。“领导说我在公司工作了好几年,大家对我的工作水平和为人也很了解,再加上敲代码在哪都是敲,与其招个新人不如让我在家办公。” 回到老家后,索索的工资和之前在北京一样,但加薪之类一般就不考虑她了,对此她也没有异议,“毕竟我的生活成本已经比其他同事低很多了”。 回家一年后,索索用自己的存款在当地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120平方米的房子全款下来70多万。平常她也会去周边一些城市小住一段时间。“只要有网,我在哪里都可以办公。” “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这种远程办公的状态,赚一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真的太爽了,他们说这叫‘地理套利’。不过,我偶尔也会担心如果公司换领导或者有其他变故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所以我现在也会经常看些别的远程工作机会。”索索说,即便这份工作没有了,她也还是会优先考虑给一二线城市的公司远程办公。 “年薪降了,时薪上去了” 40岁的古亮(化名)是在2018年有了孩子以后决定结束自己在上海的咨询工作。频繁的出差和长时间的加班让他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 2020年,一家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在非洲有一个新项目,做线上支付、手机打车和游戏等项目,古亮最开始以咨询项目的形式加入,帮助这家公司做非洲市场的技术策略、前期运营准备和规划等,在花了半年时间让这个项目独立运行起来后,2021年古亮离开非洲前往泰国和家人汇合,并出任这个非洲项目公司的CEO,为其远程提供财务、人力资源和合规方面的服务。 在当数字游民这几年里,古亮的收入略有下降,从之前的70万—80万元人民币一年降到50万—60万,但工作时间也从之前一天12小时变成了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也就五六个小时,如果按时薪计算比之前更高。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兴趣,陪伴孩子长大。 由于和非洲存在7小时的时差,他上午通常没有活干,一天就会从匹克球运动开始。下午等非洲的同事上班了,会有一些在线交流,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并没有固定明确的产出要求,主要是以解决问题为主,如申请金融牌照、和客户洽谈、财务费用的申请等,一般即便要配合同事加班也不会到很晚。 不过他也坦言,在远程办公的状态下,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会比较松散,且由于人不是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在线交流会降低效率,即便有很多在线工具辅助,但还是难以迅速和同事同步起来。 近期,他还准备接下一家注册地在澳洲的Web3公司的offer。“我现在一天的时间还有很多富余,再做一份工作,收入可以多将近40万元人民币。” 像古亮这样为了孩子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家长不在少数。2000年从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的Caroline(化名)刚刚加入“数字游民”大军。去年7月,她带着孩子前往泰国上学,成为一名全职的“陪读妈妈”。近期她开始在网上给成人远程上英语口语课,收费为100元一小时。 “我之前做了18年英语口语翻译,还干过五年英语教培,我一直想做一个线上的工作,兼顾我的旅居生活和方方面面。”Caroline说,如今线上英语培训很“卷”,价格被压得很低,所以“只能先赚个买菜钱”。她正在给女儿选本科学校,对各国的留学流程也有所了解,后期她也考虑拓展出国留学咨询业务。 她也观察到,在清迈有几千家咖啡馆,经常在里面看到随身携带电脑办公的“数字游民”。她也计划长期当“数字游民”,以便未来和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花小钱看世界” 26岁的前公关人小羊(化名)是在存下3万元后决定裸辞的。“我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就是一年半。通常我会用半年时间来上手一份工作,熟悉了以后很多工作就是重复性的,无法给个人带来很多成长。” 去年下半年,她开启了数字游民生活。至今,她已经走过3个国家,在38个城市旅居过。在浙江安吉数字游民社区,她成了一名保险经纪人。如今,她的收入大头也来自卖保险。此外,她从自己运营的社交媒体中也会获得一些广告收入。 辞职前她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除去房租和花销,一个月下来工资所剩无几。辞职后她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次我卖出了三份储蓄险单子,一天就赚了2万,也有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收入的时候。”不过,她说她对稳定工作这件事没有执念,她对自己能赚钱的信念感很强。小羊说,她的“第一桶金”来自在数字游民社区卖自己亲手做的减脂餐,定价20元一份,卖了20份。“我能赚到第一个100,我就能赚到第一个1000,第一个1万,第一个10万……” 相比收入的不稳定,她的支出则稳定在每个月三四千元甚至更低。“有些数字游民社区刚开始运营会让申请者免费入住或打折,一个月下来房租可能就几百元。这些地方物价也比较低,十几块就能吃一顿饭。” 如今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旅居的她一般会在工作三四天后用两天时间出去玩,“有种花小钱看世界的感觉”。 接下来她的目标是回国稳定工作几个月,还会尝试做一些兼职“赚点美元”。对于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数字游民,她认为一定是“先上过班的”,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积累和储蓄,能靠之前的人脉找到一些兼职机会,熬过前面很难熬的时间。 无论小羊还是古亮,都提到融入当地文化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十分重要。作为摇摆舞爱好者和单口喜剧爱好者的小羊借助这两项爱好给自己拓展了很多圈内好友,古亮则在泰国利用周末时间报读了硕士课程。 根据智联招聘与北大国发院此前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据《成都商报》 何为“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最初由Tsugio Makimoto和David Manners在《Digital Nomad》(1997)一书中提出,他们预言,移动和便携式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一种新生活方式的产生,人们可以摆脱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重构工作与休闲的关系。 如今,“数字游民”已经从畅想变成了现实。国内“数字游民”部落创始人Jarod Zhang对此给出的定义是,“数字游民”是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众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Jarod提出了“数字游民”现金流的四个象限:远程工作、自由职业、互联网创业、线上投资。他认为,文案、设计、翻译、编程等自由职业是由传统工作到“数字游民”生活方式门槛最低的转型切入点之一。远程工作则是实现“数字游民”生活方式途径中最稳妥的一条,能够享有稳定收入也能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世界著名的“数字游民”资讯网站Nomadlist.com上,“数字游民”的发展被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7年至2013年。蒂姆·费里斯撰写的《每周工作4小时》描述了一种远程工作和地理套利(大意指赚发达国家/一线城市工资,在发展中国家/四线小城消费)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这几年间出现了第一批早期“数字游民”。 第二阶段为2014年至2020年,在以硅谷为标志的科技公司聚集地,远程工作变得日常化,科技工作者领衔了第二波“数字游民”的潮流。在这期间,全球兴起了清迈、巴厘岛、麦德林、布达佩斯、里斯本等多个“数字游民”中心(即“数字游民”聚集较多的地方)。 第三阶段为2021年至2028年,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完成工作,这为“数字游民”进入主流视野提供了机会。 该网站预测,2028年至2035年为“数字游民”发展的第四阶段,预计将有10亿人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远离故土,“游牧”在世界各地。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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