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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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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父子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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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普通的庄稼汉,又是抗日斗士；既有共产党人的志向,又具农民特点；既望子成龙,又柔情似水。他在合作化时如何喂驴吃单干时最后一顿草,他抽烟时连烟筋也抽掉,他在抗日战争时过敌人的碉堡,大摇大摆自称“郑爷爷”的神采,他临终说“没有熟不掉的果子”的达观,以及明明最怕火葬,因为党性又率先成为村中第一个实施火葬者……皆是琐屑而平常的,又是深刻而感人的。 ——摘自马瑞芳先生对《依依父子情》一文的评语 一 一九八八年旧历十月三十日,夕阳残照,落霞似血,一个巨大的噩耗送到办公室: 父亲逝世! 虽然明知这事可能就在最近发生,也明白八十一岁高龄的父亲数年来辗转病榻,瘦骨嶙峋,已是康复无望,可是对我来说,这消息还是太突然了,一时间竟不大相信。毫秒之间,父亲的音容笑貌,竟闪电般地涌出一组组镜头。无声泪水不顾分立在侧的麾下而沉重地滴落在正在批阅的文件上,发出叭嗒叭嗒的声响。我直想大喊大叫,男子汉那种胸中郁积的巨大悲怆,再也压抑不住。 我就从此永远失去了慈爱的父亲吗?…… 父亲是个明白人,知道身体已日渐不支,所以在他的病情还稍轻一点的时候,他曾向我诉说过一个心愿:“这辈子我没到过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上面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我听了不由黯然,可又存有一线侥幸——只要父亲能坐得住,找车子,去北京一趟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现在他竟然走了,就这样带着终未实现的夙愿走了!使我这做儿子的怎能不懊悔一生! 是啊,父亲,早就该为您安排一次北京之行。做儿女的年纪轻轻倒是三番五次去北京、游长城、看定陵……为什么就没想到让您去呢?为儿不孝,为儿不孝啊!想到这些,竟不能自已地伏案放声。 二 其实,父亲的一生是一个中国农民平凡的一生,但他的一生又镌刻着一段深刻岁月。谁去为这些芸芸众生写传记呢?父亲从早年参加抗日战争起,历经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漫漫八十余载。在这些记载着共和国欢快和痛苦的岁月里,他一直是一位农村的基层干部,村里的乡亲们就是从他那里看党、看干部、看国家,想来决非容易。随着年龄和参加工作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父亲的一生真有些代表性。 父亲的家史也像大多数中国农民那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到底是什么年代搬迁来的,父亲已经记不准了,他只说最早的记忆是他五岁那一年,一个冷风凛冽的寒夜,祖父挑着两个筐,一头装着所有的家当,一头盛着父亲和我三岁的姑姑,祖母蹒跚其后,就这样在一个死寂的山村之夜,顶着零落的寒星光点,从马鞍山下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逃荒出走,在沂水县大关一带住了下来。后来祖父、祖母先后病饿而死,叔叔和姑姑分别送人寄养,十三岁的父亲,孤身一人投奔到现在淄川区葫芦台村的亲戚家。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才开始了革命斗争生涯。 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懂事,就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对那血与火的战争和革命,一直心怀崇敬。孩提时代,我常常偎依在父亲膝下,央求他讲一些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可父亲总是摇一摇头:那有什么可说的,净是些平平常常的事,干这些事的一大群,也不过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 这使我深感失望,失望之余又怪父亲有些不近情理。人家有的老子整天讲自己的光荣史,谈天扯地,胡吹海嗙,把芝麻吹成西瓜。父亲这样推托几乎让我产生了错觉,我上中学时甚至有些看不起他,认为他的一生也许太平淡了,没有任何传奇色彩。 记不清在哪里曾看到一份材料,说的是父子两代人的评估:二十岁以前的儿子总看不起父亲,认为父亲太平庸,一生碌碌无为,所做的事处处不如他；可是三十岁以后就渐渐感觉到父亲很有才干,甚至是伟大了。我对父亲的认识,正像这篇文章所说的,特别是在他告别人世几年以后,我对他一生的路程、坎坷磨难以及不懈的追求,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烈,几至如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 三 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拉开了血与火的战幕。抗战的烈火也在齐鲁大地上熊熊燃起。我的故乡淄河流域,一窝蜂似的平空冒出了十八家司令,他们盘村踞寨,拉竿弄棍,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队伍中,除了少数坚决抗日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实现个人的野心。在这多如牛毛的“司令”中,就有我村的一个“青痞”。在日寇入侵后不久,他拉起了一支队伍,自封“司令”。父亲最初就是跟他入伙起事的。 其实此人也是苦出身。他长得背阔腰圆,壮似公牛,且蛮横不讲道理,是村上有名的“土光棍”。连村里有钱的人家也怕他三分,就雇他看大坡。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手提一张镰刀满坡溜达,夏睡阴凉地,冬困向阳坡,尽管有时鼾声如雷,村里也从未丢过一豆一瓜。如果谁家招惹了他,他会“卖道”,就是乘你不注意的时候,将庄稼或瓜豆之类偷偷放进你挖野菜的筐子里。他办这种事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甭说十来岁的孩童,即使是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吃过这样的亏。他将“赃物”偷放好,然后再在村头等着,吆喝着要翻筐。被暗算的不知他早已做了手脚,自以为不做亏心事,还怕鬼叫门?就大大方方地将筐子伸出去。谁知筐里早巳藏了“赃物”!若是他预先在你的筐里藏了南瓜,他就预先把那瓜蒂握在手里,此时翻出,一对茬口,正着,那就是“人赃俱获”,任你周身是嘴也辩不清。被害人口含黄连说不得苦,挨了扁担不敢说上面有擦钉,知道他又想酒馋肉了,只好托人说情,杀鸡打酒,摆宴款待,就此“私了”。他精力旺盛无处发泄,就乘着酒兴爬墙头溜大门,睡了张嫂又困李姐。这些穷家姊妹都知道他的厉害,打掉牙往肚里咽,吃了亏也不敢声张。 到了后来他就不再乱搞,而对邻村石湾村头上的桃花妮特别钟情。这妮子虽然腿有点跛,人却长得天仙一般,暗送秋波和叩门求婚者状如鹊起。但这妮子心里却只装着他一个人。桃花妮的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惧怕“青痞大哥”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只好忍气吞声,装聋作哑,任其偷墙越房。说起来那“青痞大哥”也还算有情有义,后来他当上了“司令”,就明媒正娶将桃花妮做了“压寨夫人”。只是不久“青痞大哥”就被八路军除掉,这支半匪半兵的部队也被改编,后来该部士兵大都成了威震敌胆的抗日战士。 四 人生的转机,有时也始于偶然。父亲长到十八岁,在亲戚家已成了顶天立地的庄稼汉,不仅提耧撒种、扬场上垛样样精通,就是墁墙苫屋的瓦工活,他也无师自明,娴熟异常。虽是寄人篱下,可上门提亲的人也真个不少。按照山里人的看法,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娶上个老婆,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已经是一辈辈庄稼人梦寐以求、相延成习的老规矩。可是,父亲竟是一个叛逆者。也许是童年太多的流离颠簸、走过了太多的街头门坎、打狗棍上功夫太多的缘故,他极不安分。父亲又生性耿直,心存古道,因而时常打抱不平,惹下了许多是非,也打出了名声。当时“青痞大哥”虽是年长数岁,又有一身牛劲,却很惧怕父亲。起因倒也极简单,就是评书艺人常说的不打不相识。有次“青痞大哥”为了调戏一村女未曾上手,又玩起了“卖道”的老把戏。父亲早有耳闻,很是不平。这日他正好赶牛上犋去南山耕田,恰巧看到“青痞”正在对村女动手动脚不规矩。父亲怒火中烧,从背后乘他不防,朝着“青痞”的脊梁就抽了狠狠的一鞭,一下子打得“青痞”那薄薄的白粗布小褂裂开了老长的口子,露肉之处,一溜血痕。“青痞”回头一看,怒不可遏,张牙舞爪扑了过来。父亲虽然身材瘦小,可动作极其麻利,又是村上小有名气的“摔跤大王”,当下见“青痞”扑了过来,便一个顺手牵羊,将“青痞”摔了个狗吃屎,一下跌出去三尺多远。然后他就势“骑背打虎”,还真有点景阳岗上武二郎怒打白额虎的架式,直打得“青痞”伏地告饶。这一下,村上人都把父亲当成了英雄,觉着出了多少年的恶气。“青痞”虽然有股蛮劲,也自以为笨熊难敌巧虎,只好甘拜下风,见了父亲总有几分敬畏。为了讨好父亲,以后“青痞”对父亲断不了来点小恩小惠,极力拉拢。所以抗日战争爆发后,“青痞”一看局势大乱,便树起抗日的旗帜,从村上拉出二十几名剽悍的小伙,其中就有无牵无挂的父亲。 他们先是占据了位于淄川、益都、博山交界处的重镇太河。此镇西临滔滔淄河,背靠巍巍青山,共有五个村子组成,人烟密集,物产富饶,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从军事上看,太河镇进可直取淄川、辛店,退可结寨自保,或远撤沂蒙。这里又是连接鲁北和鲁中、鲁南的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那“青痞大哥”一扯起抗日的大旗,很快就聚集了数百人,百余条枪,遂称为“抗日救国军”,青痞自封为“司令”。当时太河一带这样的司令共有十八家,还有廖容标领导的八路军四支队。除了四支队以外,在杂牌游击队中,青痞这一支人马最多,势力最强。只是这些队伍鱼龙混杂,名为抗日,打汉奸,实际上却常常侵扰百姓,作害一方,弄得老百姓怨声四起。 这些队伍的兴起,立即引起了我党地下组织和地方武装的注意。党组织及时派出地下党员,隐蔽身份,十分巧妙地插入了队伍的内部,并取得了相当的领导权。一俟时机成熟,他们就及时剪除了首恶,整编了部队。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威震淄河、使日伪闻风丧胆的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那位一家六口血染马鞍山的传奇式抗日英雄冯毅之,就是这支部队的领导人。 在党的培养引导下,父亲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旅途。从参加革命之日起,他就显露出了突出的才干。他曾受党的委托,深入虎穴,劝降了横行金山后的土匪杨大山部；他曾打入鬼子盘据的蓼坞据点,历任蓼河区区中队长和区长等职。大军南下时,党组织任命他为青州火车站站长。后来他因病来到葫芦台村休养,在曾经养育了他青少年时代的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他的人生中最珍贵的年华。 五 父亲没有文化,那是旧中国的苦难岁月和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造成的。但是,他的脑子却异常灵敏,为常人所不及。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蟠龙区做地下工作,出入乡绅名流之家,语惊四座；群众大会上侃侃而谈,潇洒倜傥,至今仍被传为佳话,没有人相信他是位目不识丁的大老粗。 本来,他在解放初期是被党组织安排到葫芦台村养病的,当时他还带来了警卫员,一俟病情好转,立即返回单位。按说他在淄河西岸这个偏僻的小村里并没什么亲人,我们家的宅院也是抗战期间我党四县联合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然而,童年时代那遥远的记忆,对这片乡土的深切眷恋,却时时萦绕在他心头。他想到自己血气方刚的出走,十几年枪林弹雨,不就是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吗?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天下太平了。大军南下,自己没有份,留在乡间和乡亲们生活在一起心里也很踏实,睡觉也觉得安稳。群山青翠,溪流潺潺,庄稼茂盛,瓜菜飘香,炊烟袅袅,是一幅多么静谧祥和的田园图啊!于是,虽然上级三番五次地催促他归队,但他决心已定,再也不出去当“官”,他要在这山窝窝里扎根。 许多事情是他始料不及的。三五年后,开始有了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人们也被分成了工人、农民、干部……为这他曾受了不少的埋怨。学生时代的我,看到城里人和某些干部子女的那种趾高气扬,不由暗生不平:要是父亲不回农村,我今天比你们也差不了多少!特别是看到有人顶替父亲当上了工人或是进了城,更是眼热得不行。有时我也回家质问父亲:你真没眼光,当初偏偏跑到这个山旮旯里来!每当这时候,父亲总是淡淡一笑:我这就很知足了,战争年代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我能活到今天,已是万幸了。 六 说真的,故乡的小村也并不多么诱人。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河叫蓼花河,听起来怪好听,其实是一条干涸的山沟,只在夏天汛期暴发山洪时才会有水。这片山海拔近二百米,村子就坐落在山脚下一个土台子上。爬上台来,土台向里狭长延伸,状如长把葫芦,所以村子便叫葫芦台。山上梯田层层,树木稀少,光秃秃的。大山交会处形成若干条巨蟒似的山嵧,一层层叠罗在山嵧里的田地,就是所谓大田了。这里的人都是土里刨食,河里不淌水,山上无清泉,全靠老天吃饭。倒是这坎坷跌宕的复杂地形,战争年代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打日本、除汉奸的好战场。可是战争结束后,这里却成了贫困落后的地方,不但山外人很少光顾,村里人也在千方百计想跳出这穷山沟。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就是互助组、合作化运动,父亲担任合作社社长。依稀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头大青驴,在小孩子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也是除了二亩薄地外我家最值钱的财产。在我们看来,父亲这一代人也许没有远大的生活目标,他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梦寐以求的就是“小康之家”。解放了,进行了土地改革,原来无立锥之地的赤贫分到了土地,虽是贫瘠的山岭薄田,但毕竟是属自己所有了,这是老辈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家里,槽头有了驴骡,圈里有了猪羊,院里鸡飞鹅叫,儿孙绕膝,也许这就是许多农民向往已久的生活。这些农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从心底里感激,党的形象和威信是很高的。所以党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当然是打头阵的。可那思想深处也许并不平静。记得那阵子大人们东家进西家出,嘁嘁喳喳,就知道要发生重要的事儿了。当时我感到最奇怪的是,一向忙忙碌碌的大青驴几天不干活了,在槽头上悠闲地嚼着铡细的谷草,而且隔不多久父亲就去拌一次料,给它饮水扫身,伺候得那么尽心。终于有一天早上,父亲依依不舍地将青驴牵了出来,记得母亲还一边搂着驴头,一边抹眼泪。后来那驴再也没有回来,一打听,才知是归了合作社。我们弟兄几个还偷偷地去饲养场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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