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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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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父子情(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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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几十年,想来那场农村变革,党是具有多么大的号召力啊!农民兄弟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多么坚定不移! 从记事起,脑海深处就中下了这样的印象:单干户是坏人。这是事出有因的。记得那时村里人都轰轰烈烈加入了互助组、合作社的洪流,但有一个老光棍和一个老寡妇,死活不肯入社。有天清晨,我睡梦中忽听见窗外哭天嚎地。我从炕上爬起来,从窗棂眼里向外一瞅,只见那个老寡妇在院子里拍手打掌地哭闹。父亲一边拉她,一边生气地训斥: “你也不想想,你这二亩地是谁分给你的,没有共产党、毛主席,你还不是一个要饭花子吗?说不定早就喂了野狗!总不能吃水忘了打井人吧?不跟共产党走,你还跟谁……” 后来那老婆婆到底同意入社了,可她仍然到自己的地里去干活——其实那地早已不归她所有了。直到她年迈力衰,行动不便了,有时还让人搀扶着去那地头上坐坐。 老辈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和挚爱,就是这样执着。 小时候,最惬意的是秋收季节。秋天,田野里一片丰收景象。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望着累累果实,心底那份喜悦和欢欣,是任何语言也难以描述的。当然,一年的付出即将有了收获也并不轻松,甚至比任何季节都要劳累——白天收玉米、砍高粱、割谷子,晚上还要守护在打谷场…… 每当秋夜,父亲守护谷场,我都要紧紧跟随,寸步不离。记得最清楚的是谷场上那几只大口径的圆圆的大筛子。父亲就在筛子里铺上打光了谷粒的柔软的谷穰,铺得厚厚的,上面再铺一床小褥子,让我躺在里边,他却在筛子旁边铺开麦秸苫子,守护在我的身旁。 天空的浮云像轻纱似的,微风徐徐曳过；天河中,无数星光明明灭灭,牛郎担着一双可爱的儿女,与隔河相望的织女说着悄悄话。习习爽风里,是此起彼伏的秋虫大合唱。父亲娓娓讲着天上的故事,我听着听着,恬然进入了梦乡…… 事隔数十载,这情景依然恍如在昨,记忆犹新。我每当想起当时父亲的样子,脑海中就浮现出鲁迅先生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在我记忆中最深的父爱。 七 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铁似的坚强,钢似的刚毅,是真正的男子汉。 这话并非过誉。在连绵的淄东山地,在故乡那片热土,谁不知道战争年代曾使敌寇闻风丧胆的郑天爷爷。父亲有个表字叫“占元”,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们出于尊敬都称呼父亲的字,至于他的本名,反倒很少有人提起,村里许多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名字。那时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村里老人们曾给我讲了父亲的许多往事,一个个都惊心动魄。他曾手持双匣子枪,左右开弓一连击毙十几个敌人；他曾白手夺机枪；从敌人的炮楼下经过时,他只要喊一声“干儿们听着,今晚你郑爷爷要从你们这里过去了”,汉奸一听,赶忙缩回头,任凭父亲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可是,父亲也有很慈爱的一面。 他出身贫穷,心里最怜惜穷人,对鳏寡孤独尤为关心。村上坡胡同里有个老光棍汉李光林,年轻时曾和父亲一块给财主扛过活,每逢过年,父亲总是在家和我们兄弟吃喝一顿后,端着热腾腾香喷喷的水饺,提着酒瓶,包着过年的菜肴,和他一块守岁。村上那些孤寡老人去世,只要他在家,都是他忙前忙后,主持殡葬。 每逢过年过节,他思念亲人的感情总是溢于言表。 小时候,我们都较懂事。每逢过年,父亲总是杀鸡宰鸭,炸年货。每当这时候,我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哔剥作响的灶前,听面团下锅的沸炸声,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油香。 平时,我们很少吃到这类炸菜,所以一闻到这味就知道要过年了,心里总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企盼。这时也是父亲最慈祥的时候,只见他脸上漾着笑意,不时拿起几块炸货,递到我们的小手里,慈爱地说:“吃吧,吃吧,这是过年……” 我知道每逢过年许多亲戚要来走动,还有父亲的众朋友,所以尽管馋得直流口水,还是摇着小脑袋说:“爹,俺不馋,还是留着待客吧!” 父亲的眼睛居然湿润了,眼圈儿也分明有些发红,他深情地望着我,说:“懂事的好孩子……”便将一块炸肉塞到我的嘴里。 八 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战争年代与敌人搏斗主要是拼体力、靠勇敢,但当他进入了领导层次以后,各种问题就时时困扰着他,使他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记得合作化时,村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扫盲运动,父亲亲手办起了男女识字班。他自己也曾耐着性子去听老师讲课,但他那只握惯了枪杆子和锄把子的有力的大手,一支细小的粉笔没怎么用力就被他捏成了粉末。老师干脆让他用毛笔——这玩艺儿握得住,又硬实。于是父亲开始用毛笔写字。可是那些毛笔头更不听话,没大用力,笔头就折成了圆管儿。这下可把老师难坏了,这时父亲明白了,他这一辈子是跟笔杆儿没缘分了。父亲对青年们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好好学,不要像我这样成了睁眼瞎! 别看父亲在人们面前把这事儿说得这么轻松,可是他却在人背后着实痛苦了一阵子。记得有天夜里醒来,听见父亲正在跟母亲悄声说话。事隔多年已记不清了,但有这么几句却终生难忘——父亲说:我这个人从刚记事起就开始干活,小时候认为上学念书是财主家孩子的事,没咱的份儿。有时路过村上的学堂,听里边琅琅书声,也觉得十分眼馋。后来打游击,整天跟敌人转圈圈,把脑袋掖在腰里,还怎么识字念书?现在,党让咱当了干部,才知道了没有文化的难处。今后,不管咱日子有多窘,砸锅卖钱也要供孩子们上学。 这话出自父亲的肺腑,他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 我们村是个穷村,解放前村里就没学堂,几户财主家的孩子都是出村求学。解放后,村里才办起小学。我刚上学时,课堂就在一家富农的牲口棚里,又暗又矮。课桌是土坯垒成的台子,上面再抹一层黄泥。座位也是学生自己带的板凳、杌子。父亲就决心带领村里的乡亲建新学校。但那时刚刚入社,集体穷得叮当响,盖几间像样的教室谈何容易!可乡亲们对办学有着极高的热情,他们义务开山打石,凿成方方正正的石块,一溜到顶,还安上了宽大的木棂窗户。在当时,这口教室是全村最好的房子了,我还没念完一年级,就欢天喜地搬进了新学校。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父亲他们又将学校建成了玻璃门窗,草房换成了瓦房。 那时的我,亲眼看到父辈们整日辛劳,供给兄弟们上学是多么不易! 那时班上不少同学,常常为一年交不上两元钱的学费而哭来哭去,有的甚至为此忍痛弃学。我的一位同桌,就是因为拿不上学费而中途辍学。如今想来,当时我家也并不比他们家富裕。父母为了供我们几兄弟上学,养了鸡,下了蛋,舍不得吃,逢集就拿去换了钱,回来后放在一个小口瓦罐里,不准随便动用。父亲从年轻就习上了抽烟,而且烟瘾很大,但几乎到去世他一直抽旱烟袋,甚至把烟筋筋也用碾碾细掺在烟叶里抽掉。他去世前几年我们曾给他买过几条档次较高的香烟,但他认为抽那样好的烟太奢侈了,自己从不抽,只有来了客人才陪着抽几支。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冬日的漫漫长夜总是点了油灯纺棉花,累出了一身病。 记得我接到淄博四中的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将这巨大的喜讯隐藏在心底。左邻右舍都来表示祝贺,但父亲并未喜形于色。到了晚上,父亲以特有的方式进行庆贺:他杀了鸡,炸了肉,还亲自到五里外的蓼坞集上买了芹菜；一家人都入席喝酒。父亲端起满满一杯烧酒,第一次递到我的手里,对我说:“你长大了,要进城了,咱们家里出了秀才啦,来,喝一盅!” 我接过酒杯,一时茫然。母亲忙递眼色给我。我壮一壮胆,一下将酒倒在嘴里,只觉又苦又辣,差点把我呛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时至今日,我对酒没半点好感,自己从来不喝酒,平日应酬场合,端起酒杯也战战兢兢,如临大敌。 我考入初中那年月,我们那里还没通汽车。从家乡到淄川城里,足足五十华里,我当时只有十三岁,身材又小,要去学校报到,提包背物怎么办呢?父亲找了辆小推车,这边捆上行李,我坐在另一边,五十里山路,父亲一路不歇地把我送到了学校。 父亲,你外表是那样刚硬,可对自己的儿女,你是多么慈爱! 在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眼里,五十里山路是多么遥远,因而我只得每月回家一次,而且都是步行往返。晚上走到家,脚上早就打了泡,累得生疼。父亲就教母亲给我刺泡、洗脚,说过去行军打仗就是这样做,并嘱咐我睡觉时,要把脚垫高一些。 那时山里的庄稼人,吃肉只有靠杀鸡,一年间拿钱割肉是很稀罕的事。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煮鸡蛋犒劳我。父亲则大清早就端一碗黄豆,去街上转悠着给我割豆腐,还亲手为我剥蒜捣成蒜泥,家里吃不上酱油,他就倒上点咸菜水,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豆腐蘸蒜。当时,我一边吃,一边抑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心里暗暗发誓:爹,娘,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挣很多钱,让您二老活得舒坦些。 我对父亲的感情确实是难以言喻的。学校里除自带干粮外,还可以带玉米换饭票,其中有一部分是细粮,可以买白面馒头。那时农村主要是吃玉米、高梁等粗粮,很少见到白面,除了过年过节,难得吃上一顿面食。我总是吃粗粮,啃窝头,留下细粮票,待回家时请同学代买出来(学校有规定每人一次不得超过一斤),用包袱一包,兴致勃勃地向家里奔去,好让终年劳苦的父母吃上几口白面馍馍,尽一尽做儿子的孝心。 这时,母亲总是不停地唠叨:“这孩子从小就孝顺,刚会说话的时候,我问他:‘你疼不疼娘啊?’他说:‘疼啊!’‘你怎么疼法?’他想了想,说:‘我长大了,给你买好多好多糖吃’……” 每当这时,父亲总是静静地听着,脸上一片红光。母亲则边说边撩起衣襟擦眼睛。我听着母亲夸奖,那苦味倒比高兴多。 后来年龄越来越大,上学的地方也越来越远了,与父亲的接触越来越少。父子间感情的表达方式也越来越不同了。但是,这感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像沉积岩石一样越来越凝厚。儿时溢于言表的亲昵消失了,父子间庄重的谈话,相互间的瞬间对视,一句难有的批评,都浸透着父亲凝重的厚爱。 想起来,那句流传人间的古语说得多么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做儿女的即使竭尽全力,也难以回报父母啊! 九 父亲虽然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又在党的培养下几乎终生任村干部,但他毕竟是一个农民。在他身上,时时流露出老一辈庄稼人的特征。 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外来户。虽然从来也没有什么人表现出任何一点欺生排外的现象,父亲却总有些担心。因此,他在我们兄弟年龄尚小的时候就自作主张给我们订了亲事,媳妇选的都是人品好的大族门户。 他有时也相信天命,在过了五十岁以后,就在祖父母迁葬的茔地里打下了寿坟。 他曾对我们兄弟说:“我死后,最大的愿望是,你们给我打制一张木板床,上面用玻璃罩起来,像孙中山那样躺在上面,放到坟洞里就行了。” 后来我想,这可能是抗战时期他听说的水晶棺的概念吧。 他甚至怕被火化。“人死了,又烧成灰,听说在炉火中人要坐起两三次,真够受罪的了。” 我们那片山区实行火化较晚,乡里推行火化时他已病重。背着我们,他曾对母亲说:“现在死了,也许还赶不上火化。”为这事,我们兄弟确实犯过愁,怕他留下遗言,要求不火化。 不过,父亲毕竟深明大义,坚持党性。就在他时常出现半昏迷状态的日子里,家乡开始推行火化。一次村上的干部来看望他,无意中透露了这个消息。 父亲当时没吱声。 大约是他去世前的第三天,父亲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突然对守护他的家人说:“我一生听党的话,死了要火化。” 父亲竟成了村上第一个实行火化的人。 父亲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之途,溘然长逝,永远地走了。 他走了,但没有遗憾,甚至还怀着一种满足感。弥留之际,在头脑稍微清醒些的时候,他对守护在侧的家人说:“我们这家人能有今天,是我连想都没想到的。你们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超出了我的盼望。我现在要死了,一点心事也没有。人,总是要走这条路的,没有熟不掉的果子。老了,也应该好好歇着了。” 死后哀荣。父亲的追悼仪式很有气派。本来我们兄弟三个都在较重要的岗位上任职,怕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丧事一切从简。可区里领导却觉得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人,就按有关规定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可没想到除了区里几大班子献了花圈外,父亲的不少老战友,不少乡镇和村也献了花圈。当那贴有父亲照片的骨灰盒运到家时,老家的大院里挤满了村里的男女老少,乡里和村上的负责同志也都来执绋。他们执意说,全村老少决议:要给你父亲开追悼会。望着乡亲们诚恳而悲痛的面孔,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早晨降临了。 我还要工作。对父亲一生片断的粗线条勾画,就要打住,但仍然有种深沉的思念在咬噬着我的心。这种怀念很痛苦,但又是幸福的。 从窗口望去,门前平台上,那整齐排列的盆栽花卉,在旭日的照拂下反射着滋润和色彩。晨风里送来了一阵阵沁人肺腑的春天里特有的清香。 我忽然想到,春天一定到了父亲那繁花茂木掩映着的坟茔。人世有变迁,而春天永远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199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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