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中位数的标配,成为大学生不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但至少不会过得太差。于是,家长们即使知道只有一半的人能考上普高,又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能上大学,还是会拼了命帮孩子挤上车,期待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中位数或者幸运地比普通人再好一些。这一届的家长,无论有没有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都是在这一套游戏规则里长大的,现在只是在一套相似的规则里,努力为孩子寻一个位置。
□ 兰笃
最近,南京的减负令让“南京家长已疯”传遍社交媒体,同时受到关注的教育话题还有《中国青年报》关于“高中到底上几年”的报道及浙江刚发布的中小学生“减负33条”。这三个看似关联不太大的教育话题,实际上共同勾勒出了当前中小学教育的现实图景和两难困境。
今年,《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任务,任务第一条就是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要求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是,素质教育要怎么发展,减负具体怎么减,社会层面依然缺乏广泛共识和成功经验。
浙江最近发布的中小学生“减负33条”是地方对《意见》的落地。严格按照课表上课和活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严禁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补课,严格控制考试的次数和难度,并且,规定小学生晚9点、初中生晚10点后不做作业,而且,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也要和公办学校统一招生,超过限额就要摇号。各地的规定大同小异,不过,具体实行起来,又很难逃出“高中到底上几年”和“南京家长已疯”这两种结果。
一种是像“高中到底上几年”里呈现的,为了应考,前两年赶进度上课,末年复习备考,为此,学校用阴阳课表应付检查,教育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家长和学生理解并积极配合,默契地用素质教育的面子配着应试教育的里子。学校、老师、家长、学生,也都知道全年应考的状态不大正常,却都“没办法”不做,毕竟,在高考面前,大家都“没办法”。
另一种是像“南京家长已疯”里呈现的,在南京禁止学生带卷子、做课外辅导作业并且要求下午3点就放学、每学期只进行一次考试之后,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给孩子暗中补习、上辅导课,还要让孩子在学校假装课后什么都没学过。这里的家长都陷入了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明明所有人什么都不做是最优解,但是没有人知道别人会做什么,所以只好自己拼命地努力,以求抢占先机。家长们实在是“没办法”,他们怕的是被补习班“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的广告词中,怕的是即使整个南京的孩子都不学,也会输给其他地区的孩子,成为减负令下的“结构性学渣”。
做门面功夫不行,强推还是不行,是素质教育的错吗?当然不是。那难道是学校、家长乃至学生的错吗?更不是。大家都不过是“没办法”,是对教育考核标准“没办法”,更是对社会竞争格局“没办法”。因为,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中位数的标配,成为大学生不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但至少不会过得太差。于是,家长们即使知道只有一半的人能考上普高,又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能上大学,还是会拼了命帮孩子挤上车,期待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中位数或者幸运地比普通人再好一些。这一届的家长,无论有没有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都是在这一套游戏规则里长大的,现在只是在一套相似的规则里,努力为孩子寻一个位置。
在这样的“没办法”之下,教育被工具化了,上学、考试甚至被称为“素质教育”的兴趣爱好,都是工具化的,它们都是一叠叠不同的筹码,以图换取通往理想生活的通行证。大多数人都在“不要问,只要信”的信念下被推着走,普通人也的确没有多少退出这套竞争机制的空间和余地。
忽略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两难困境一味呼吁爱的教育未免太阿Q,然而,现实困境一时难以改变,却不代表教育本应如此。教育不是技能培训,为的不是让人成为能通过市场检验的产品,而是让人成为能独立思考、人格健全的人。
减负减了很多年,依然没减掉教育中的功利性。要治教育的病,却不只是教育领域要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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