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元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本村上小学,刘佃坤老师一个人教了我们三年,一直当班主任。
记得刚开学时,我们还没有固定教室。刘老师在操场边的一棵槐树上砸上一个铁钉,挂一块小黑板,手里拿半截粉笔,就在那里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我们围坐在他周围的石头上,或者自带的小板凳上,在膝盖上放一块小石板(条件好的可以从供销合作社里买),没有石板的就直接拿着演草本,津津有味地听讲。入冬前,这个班级一直就这样露天上课。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拼音、识字、算术、珠算、唱歌,最初的学校教育是刘老师带着我们从这棵槐树下起步的。
其实,刘老师的学历并不高,他属于老三届初中生,返乡后就进本村学校当民办老师,开启了教学生涯。他上课基本用方言,但他教会了我们正确的拼音方法,让我们学会了使用普通话朗读和写作文。1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口算、10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口算、1到100连加的珠算练习、用毛笔写大仿字,我们班学得又快又好,有时还参加学校的比赛和表演。在他的教导下,我们班留级的最少,三年下来很少有掉队的。
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数学课上“跑火车”。那时我们都没见过火车,但刘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跑火车”游戏,在教学10以内以及100以内数的加减法口算时,他把几十道数学题(例如23+65= 73-5=)用毛笔写在纸条上随机抽取,全班同学从第一排开始,每个人都轮流站起来念题目,念完题目就要马上口算说出答案。答对一个题目,算是过了一节车厢。熟练以后,同学们一个个前赴后继,正确答案脱口而出,一个个笑脸激动得通红,老师的脸上也漾着喜悦,一节课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最有趣的是刘老师教我们学习打乒乓球。记得是在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清明节后,刘老师在班里说,咱们学校新建了一个水泥球台,我可以教你们学习乒乒球,但是没有班费,我给大家出个主意,需要大家共同出力来解决。于是,响应老师号召,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男女同学四五个人一组都到山上捉蝎子。每人自制一把木头镊子,再找个浆糊瓶子或者小药瓶就可以了。山坡上,堰头边,到处都有我们活跃的身影；遇到过蛇、蜥蜴、青蚰蜒,冒过冷汗,挠挠头,壮壮胆,继续干；被蝎子蜇过,疼得嗷嗷叫,回家用肥皂水洗洗,第二天继续上山。一个月后,全班集齐了大半瓶子的蝎子,到公社采购站卖掉,换了不到10元钱(当时一个大蝎子卖2分钱),首先买了2个最便宜的直板正胶球拍,又买了31个乒乓球(其中20个奖给了交蝎子排名靠前的同学,11个作为班级公用),我们班第一次居然有了这么多的资产!从第二天起,上课前,放学后,我们班就有十几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同学,被推选为首批乒乓球爱好者学习乒乓球,发球、推挡、削、拉、扣杀,在刘老师的一对一指导下,这些同学在半个学期就取得较大进步,完成了球艺的“原始积累”,并将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了中年。
我们村办学校的老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刘老师这样的人。那时的民办教师既是教师,也是农民。放秋假和麦假时必须回生产队里领着学生干农活。他们不仅是村里的教书匠,还是木匠、石匠、泥瓦匠、油漆匠,下地就做庄稼活,爬上架子就垒墙盖屋,拿起毛笔能写春联和大字报,主持村里红白公事,他们样样都会。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山村教师都是文化人,学校就是村里的文化主阵地。
虽然那时物质条件很差,但和现在的合班并校、封闭管理相比,那才是真正教书育人的教育。我的老师们可能不会背诵多少深刻的教育理念和思政纲领,但他们朴素的教育实践和因地制宜的教育创新,满足了山村孩子的受教育需求。没有这一大批默默奉献的乡村民办教师,我们这些山里的穷孩子,是不可能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
时常和小学同学怀念起校园里的自由时光,终生感谢我的民办教师们!
祝老师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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