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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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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近邻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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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有座文化宫。 狭义的文化宫,是指文化宫影剧院,建于1954年。广义的文化宫,则是指以影剧院为主体的文体活动中心,包括周边的图书馆、展览馆、训练馆、灯光球场、运动场、游泳池。 文化宫已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说文化宫的建筑具有民族风格,但我认为它带有俄罗斯血统。那高高的台阶、耸立的尖顶、圆形的拱门,厚实的红砖墙壁,总让我联想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及红场。 我家与文化宫相隔数百米,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出小刘家胡同东头,左拐上百步,然后右拐二三百米,即到新村路。过路口,上坡一百多米,就是建在峨嵋山下的文化宫。 一 进大门,迎面就是影剧院。 到影剧院看电影,是学生时代的最大乐趣。 上世纪60年代,小学生享受的最大优待是电影票优惠。学生票五分,成人票是两角,但场次限量,黄金时段就没有或很少有学生票。 爸爸、姐姐和院里的几个高年级孩子都爱看电影,每有新片上映,就会在家里、院里议论。我受环境的影响,也成为年幼的影迷。 记得第一次购票看电影的情景。 1964年9月,我入学启蒙。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兴冲冲拉上小伙伴,奔向文化宫,观看国庆献礼新片《农奴》。灯光熄灭、帷幕拉开,放映机的光束投向银幕,此时全场静默无声。 孩提时代,容易激动兴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铿锵激昂的旋律中,八一制片厂的红星标志,在银幕上频频闪着金光。此时,小观众们兴奋起来,拍着巴掌,欢呼雀跃。短暂的片头序幕过后,压抑的曲调涌起,银幕上凸显两个带血的大字:农奴。 这是一部控诉万恶的农奴制度的影片。强巴一家世代都是农奴,因为种种屈辱,倔强的强巴出于对罪恶社会的憎恨,从此不再说话。直到遇到了解放军,他才重新发声,并勇敢地投入战斗。其中一个场景,特别震撼。解放军进藏后,强巴跟随领主朗杰去解放军驻地谈判。朗杰临上马,一个手势,强巴立即弓腰低头跪在马鞍下。朗杰面无表情,脚踏强巴的身躯,上马扬鞭而驰。影片里残酷的情节很多。强巴被拴于马尾,要被活活拖死；强巴被追杀,跳崖侥幸逃生……但我唯独对强巴被迫下跪,充当活人上马工具的情节记忆深刻。强巴倔强不屈的眼神,化为童年的一种精神力量:不屈不挠、坚韧不拔。 小学前三年,是我一生中进电影院最多的时期。《小兵张嘎》《林海雪原》《羊城暗哨》《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野火春风斗古城》……一部接一部的电影,给童年的生活,带来了激动欢乐。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拍成电影,影剧院每天24小时连续放映。1972年,译制片《卖花姑娘》上映,我正读初中二年级。影片一票难求,全部由单位包场,昼夜连轴转。我们的场次,是凌晨四点的。半夜三更,中断好梦,睡眼惺忪,奔向文化宫,只为了一场电影。播映过程,观众哭泣声此起彼伏,很多人哭肿了眼睛。主人公花妮、顺姬的悲惨命运,感动了每一个善良的人。《卖花姑娘》的主题歌,也成为当年最流行的歌曲。 转眼之间,4年过去,我已成为一名下乡知青,与爱人相识并萌生恋情。1976年,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与爱人相约,回城到文化宫观看电影《春苗》。第二天,一封温暖的情书,升温了我俩羞于启齿的感情。 后来,招工就业离开了山城,与文化宫的距离越来越远。客居他乡,每当追忆少年往事,总感怅然若失,伴着淡淡的忧伤。 二 影剧院的西南面,有个大广场,孩童时感觉它好大好大。这里是童年玩耍的游乐场,也是开会的大会场,还是附近学校的大操场。 广场多数时候是宁静的,也有喧嚣沸腾的时候。 大广场留给我的记忆,是红领巾嘹亮的歌声。一年级开学不久,大街小学在广场举行大会。我们排着纵队进入文化宫的正门,右拐,步入大广场。 第一眼看到的,是我的姐姐。此时,姐姐梳着两条齐腰的长辫,站在已经入场的学生队伍前,挥动双臂,指挥同学们放声歌唱。姐姐的模样像个洋娃娃,皮肤白净、眼睛水灵,人见人夸。她此时已上六年级,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全校闻名的文艺才女。我以姐姐为傲,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尽管姐姐品学兼优,但初中毕业后因出身问题无资格升高中,只能回家待业。姐姐的文艺之梦,从此随风而逝。 大广场留给我的另一种记忆,是铿锵锣鼓、高音喇叭、红色海洋。只要高音喇叭响起喜庆的音乐,震天的锣鼓即会敲响,人们就向广场集中,欢呼庆祝。 广场最后一个难忘的场景,是在1976年9月。那年唐山大地震后,广场成为躲避地震的避难所。当时专家预测,山东很可能发生类似唐山的大地震。我们大院的数家人家,夜晚都到广场露宿,不敢在家睡觉。广场上遍布临时帐篷,挤满了防震的群众。 地震搞得人心惶惶,不料又逢国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广场上扎了吊唁的大灵棚。在低沉的哀乐声中,迎来一批特殊的吊唁者——在淄博疗伤的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他们由护理人员搀扶着,在领袖像前失声痛哭,长跪不起,目睹者不由伤心落泪。 沉痛低绕的哀乐、痛不欲生的唐山幸存者、遍地的防灾百姓,乌云压顶,山雨欲来。凄凄惨惨戚戚,愁云密布上空。 三 紧挨大广场,有一座灯光球场,它是山城设施最好的球场。 球场坐落在文化宫广场的西南角,北门与广场相通,西门与新村路相望,四方形球场周边,是数十层逐级而上砖砌的看台,主席裁判台则建在西边看台的中央。幼时富于幻想的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罗马斗兽场。 这里虽没有血腥刺激的场面,却也不断上演激烈的比赛对抗。山城人对篮球的喜爱,不亚于罗马人对角斗的狂热。 上世纪60年代未的一个夜晚,球场迎来一队特殊来客——青岛篮球队。青岛篮球队刚刚摘得山东省篮球比赛的冠军奖杯。经博山人热情相邀,球队前来进行友谊比赛。比赛本无悬念,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冠军队败给了籍籍无名的博山队。 那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是一场群狼战雄狮的厮杀,是掺和了无视规则、喧嚣狂热的混战。 那场比赛,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看台下的空地也挤满了观众。 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忘记了是怎么混进场内的,只记得站在北面篮球架后面,看了比赛全场。 博山队出场阵容,清一色是博山供电局篮球队的队员。大翟,2米多的高个,灌蓝高手,地位类似穆铁柱；小蔡,个矮机灵,队长中锋,场上灵魂人物……青岛队的阵容,差不多都在2米左右,身高臂长,体格健壮。两相对比,气势上青岛队明显占了上风。 哨声吹响,双方很快进入状态。博山队不畏强敌,开场即采取进攻策略,打得积极主动。青岛队大意轻敌,没想到对手会这样顽强。半场结束,青岛队仅以微弱比分领先。 下半场,战事进入白热化,观众几乎个个癫狂。博山队的每一次抢断、每一次进攻、每一个进球,都伴随观众撼动山城的呐喊助威和掌声；轮到青岛队,则是嘘声一片,连喝倒彩。比赛已不是两支球队间的赛事,而是博山队场上队员外加数千观众,与青岛队场上5人的对决。 比赛最激烈时,青岛队中锋的眼镜,被撞落在地,眼镜腿折断。中锋下场,匆匆用线绳绑住,上场继续投入比赛。 天时地利人和,博山队占尽优势。当终局哨声吹响时,博山队以一分之差,拿下了这场实力不在一个档次的比赛。 观众沸腾,山城沸腾!球迷的兴奋,不亚于中国足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仍津津有味地回味和议论这场传奇赛事。 时光之针,转到了1975年。5月16日,我与上千名知识青年,胸戴大红花,身挎黄书包,上山下乡。这年我18岁,距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毅然选择报名下乡,提前离开学校。那时,下乡实行的是厂村对接,知青跟随父母所在单位,到对应的乡村落户。母亲的单位是淄博被服二厂,挂钩落户乡村为博山南部山区的邀兔崖村。 到被服二厂的知青办公室办妥了知青上山下乡证,我领取了一朵胸前佩戴的红花、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书包、一顶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圆形草帽。这是当时每名知青的标配,也是下乡的光荣标志。 5月15日的灯光球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上千名知青,一色的红花、挎包、草帽,列队坐于主席台前。领导讲话之后,是知青代表发言,最后在鞭炮与锣鼓声中,知青绕城游行。 下乡知青,千人以上集体落户农村,这在博山还是第一次。欢送仪式搞得特别隆重,好似重现当年送子上前线的场景。 第二天,1975年5月16日,我下乡落户到了邀兔崖,开启知青插队之旅。 灯光球场,我从这里告别校门,走向农村,融入社会。 工人文化宫,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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