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子栋
上了年纪,她特别想回老家看看那个叫大高村的地方,哪怕她已经走不动路,哪怕村里的河沟沟已不再流淌、村头的喇叭已不再播放。
她很倔强,可倔强终究倔不过岁月。年纪越大,脑子衰退越厉害,她反而不再提回家的事。
姥娘入党干革命,当过赤脚医生,被评过三八红旗手,几首熟悉的红歌总是在她开心的时候唱得干脆又响亮。1937年生人的姥娘,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村里的红人。
临走的前几天,她特别爱睡觉,直到最后我们再也唤不醒她。那天外头的风很大,仪器滴滴作响,母亲和舅舅的呼唤声夹杂了呜咽。记忆的阀门像突然打开了,姥娘笑时的样子、发脾气的样子……记忆的碎片化成眼角的咸水,每一滴泪都灼烧着我的脸、刺痛着我的心。我强忍着情绪,攥紧了她的手,可是感受不到一点温度……
我们长大了,去看望她的机会反倒越来越少,直到她再也无法分辨出我们是儿子、孙子还是外甥。她只是佝偻着身子,紧握着我们的手念念叨叨:“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脑出血康复后,她总是吵着回老家,看看槐树,看看老朋友,看看那已经不再流水的河沟沟。我们连哄带骗,直到最后把回老家的事当做哄她好好吃饭的筹码。
她住在国道上的老朋友已经住上了小洋楼,曾经和她一起接生婴儿的公社同事们很多离开了人间,可她总是眼神坚定地对我们说:“他们还在,他们昨天来看我了,给我拿的家里的香椿芽、煎饼……”她有时甚至会很认真地问:“他的爹娘都还好吧?她小孩上学了吗?”事实上,姥娘口中的那些老朋友都已年过耄耋。
“等您走得动了,我就带您回老家!”“您好好吃饭,还要看着我娶媳妇呢……”这些哄她的话,似乎一条也没兑现,但姥娘一定不会跟我们置气,因为我们永远是她身边长不大的娃娃。
姥娘走后,我似乎明白了,她要回的家,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段时光。或许,时光下的一切都在。她笑着,河沟里的水流着,村口喇叭的红歌依旧放着,孩子们嬉闹的背影消失在黄昏中。而我的姥娘,或许轮回在这个时光下,依旧是一名爱唱红歌的妇女,又或许化成了天边的月亮,将她身上的白月光,温柔地洒在我们朝着家的方向走的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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