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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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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生育率为何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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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迪是犹太教中最为传统的一支,以高生育率闻名。 
一对夫妻生育4个孩子,在以色列很常见。 从1970年到2019年,美国总生育率从2.48降至1.70,日本从2.13降至1.36,甚至已低于1.5的低生育警戒线。但以色列同期仅从3.78微降至3.09,在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堪称一骑绝尘。 生育率伴随经济增长而迅速下降,几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造成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现象,如房价物价上涨、育儿成本增加、女性更趋独立等也都在以色列出现,可为何唯独以色列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生育率? 对民族攸关生死存亡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以色列全境只有约80万人,总兵力不到3万。由于双方兵力数量差距过于巨大,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曾断言,以色列将在两周内被打败,然而结局并非如此。 以色列站稳脚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组数据至关重要:到1948年12月,以军总兵力已超过10万人,几乎每月扩编1万余人。这无比惊人的增长率背后,是全球犹太人的鼎力支持。同期,以色列平均每月有超过10000名移民流入,其中很多人都是二战老兵。 当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帷幕落下,以色列充分认识到,充足的人口是对土地实施有效占领的根本。因此,在阿拉伯国家因战败迁怒于本国犹太人时,虽然以色列已因战争财穷力竭,但有着“国父”之称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仍亲自策划了“魔毯行动”,动用上百架次的飞机,分别从也门、伊拉克等国接回约20余万犹太人。在建国前三年,约有60余万犹太人从全球各地来到以色列,使总人口在短时间内翻了一番。 但移民红利总有告罄之时,内部挖潜才是根本。自建国伊始,以色列就把生育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戴维·本-古里安曾公开呼吁:提高犹太人的出生率,是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大事,一个犹太妇女应该至少生育四个孩子。他还立下规矩,如果一个犹太妇女生了10个孩子,政府就会授予她“英雄母亲”的称号,多生孩子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使命感。 国家号召在先,而家庭也有意识地分摊风险。在以色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幅奇景:在地中海岸边的沙滩上,许多年轻女性在身着比基尼泳装的同时,还人手一支长枪,可谓暴力与美丽的结合。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以色列独特的兵役制度相关——自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实力求生存”的方针,实施全面义务兵役制,连女性也不例外。 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不同于更为常见的“每户抽一”,而是原则上要求所有家庭所有男女,在18岁后都必须在军队中服役至少24个月。退出现役后,他们仍需服长期预备役。虽然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未陷大战,但小规模、低烈度冲突持续不断,不少士兵选择在军营外也随时配枪。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以色列家庭也有更大的意愿,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摊战场给家庭造成的不确定风险。 虽然以色列当前929万的人口总量已较建国之初增长10倍不止,但与周边数亿心理上与之对立、甚至敌视的人口相比,仍犹如九牛一毛。再加上历史上屡遭欺凌和屠杀的记忆,犹太民族始终铭记亡国灭族之危。此外,以色列国内阿拉伯裔虽仅占人口21%,但生育率长期高于犹太裔的平均水平。在当前选举制度下,这也让犹太裔感受到保持主体民族地位的巨大压力。 可以说,全方位安全感的缺失,促成了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在生育问题上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朗、叙利亚等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而以色列却保持高位。1970年,伊朗为6.44,高出以色列70%。2019年,伊朗已骤降至2.14,仅为以色列的70%。 对家长给钱不如“给闲” 但是,忧患意识仅是高生育率的充分条件之一。事实上,自1973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基本站稳脚跟后,中东多国开始调整对以关系,把国家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随之而来的,是以色列国民长期绷紧的心弦自然而然地得到放松。 以色列政府也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按照2021年最新标准,以色列国家保险局为一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每月发放152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299元)的补贴,为第二至第四个孩子每月发放192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378元)。 但是,考虑到以色列较高的物价水平,这点补贴所起的作用应该是非常有限的。毕竟,当地一小瓶可乐也要近5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0元),一顿普通的肯德基快餐也要60多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20元)。 相比将生育作为国家头等大事之一的日本政府,从产检到生育都动辄提供数十万日元以上的巨额补贴,以色列直接发放的育儿补贴可谓少得可怜。 但以色列100%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幼儿教育,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以色列的学制为每周6天,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唯一；以色列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长,在发达国家中也罕有匹敌。 比如,根据以色列1953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法》,如果超过75%的家长要求增加学生的知识学习,那么学校就有责任额外开课,所需费用由地方政府或家长资助。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小学生2015年在校天数达222天,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 这样的制度设计,直接产生三个结果。第一,家长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时间和精神上能得到更多的休息,无需上班忙完下班忙,有利于家庭氛围的和谐；第二,女性得以从侧重家庭的传统社会分工上抽身,可以更多地投入工作,削弱了“职场天花板”,间接促进了性别上的平等；第三,学生把多数时间花在学校,而非千差万别的课外辅导培训,既减少了家长在教育上的“内卷化”支出,又有利于教育的公平化。 可以说,以色列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承担了监护与教育适龄儿童与青少年更多的职责,从而间接减少了家长所需投入的时间、精神和资金成本,促进了社会与个人的整体和谐。一言以蔽之——给钱不如“给闲”。 对女性 生育文化友好 对女性更为友好的生育文化,以及对生育技术的高度重视,是以色列保持较高生育率的另一法宝。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生育障碍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困扰。有调查显示,从1973年至2011年间,全球男性的精子浓度下降近60%。 以色列建国以后,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辅助生育技术的研发与普及,对存在生育障碍的家庭提供大笔的补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在以色列得到推广应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生育诊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45岁以下妇女提供几乎全额体外受精治疗补贴的国家,适龄女性无论族裔和婚否都可享有,直到她拥有两个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交流增多,以色列也出现了大批奉行不婚主义的青年男女。对于这一群体,以色列社会引导并鼓励虽然不婚但渴望做母亲的女性接受体外受精,不仅在文化上予以包容,还通过立法严格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比如,以色列除了要求保留孕妇工作外,女性生育后还享受14周带薪产假。孕妇在公共场合可以合法不排队,享有“优先服务权”。由于所有孩童从3岁到18岁都接受义务教育,学费全免,这也进一步减少了单身妈妈的经济压力,有助于培育和保护女性对生育的渴望。 总之,以色列看似奇迹般的高生育率,并非某项单一因素导致,更非一朝一夕之功。以色列政府自建国起,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推出诸多更贴近人们实际需求的政策,在保护和鼓励人们生育的同时,也注重培养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文化。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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