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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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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在消失的“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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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着家庭的冉光辉,今年52岁了。当年的小儿子正读初三面临中考,商场里的老兄弟还在干的只剩十几个。他有危机感,这危机感来自岁月累积,来自一整个“棒棒”时代如嘉陵江水一般地轰隆远去。 当了一天外卖“步兵” 年关已过,姑娘们的裙角拂过解放碑,这是重庆最舒服的季节。 冉光辉还嫌天不够热。他喜欢夏天,哪怕是最闷热时也行,扛箱子的时候不穿上衣,流汗流得痛快,还不用反反复复穿衣脱衣。“干活不撇脱(川渝方言,意指方便)。” 2月26日,他单穿一件加了薄绒的圆领长袖衫,匆匆忙忙往大正商场赶。这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段,他顺着新华路一直往下走,大约10分钟以后就能到达目的地。 “有人说我送外卖去了,其实就去了一天。”冉光辉说,2021年年底,随着“双十二”落幕,“棒棒”生意开始进入淡季,在别人的建议下,他尝试去送外卖。本来想着这活儿不会比当“棒棒”更辛苦,但是真的跑一下,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地形复杂的重庆,每一个陌生订单的具体位置,冉光辉都要琢磨很久。“爬上爬下,有些地方没有电梯,累得很。我又不会骑车,只能做‘步兵’,送货全靠腿。”只跑了两单,冉光辉就放弃了。“一单四块五,加起来九块钱,还要被平台扣三块。这个钱不好挣。” 2010年,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拍到冉光辉牵着儿子送货的照片。后来经过自媒体二次传播,冉光辉一手拽着背上几乎和自己等高的货物、一手牵着儿子的形象,一夜间传遍全国。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里牵着未来”。 现在,他“转型送外卖”的消息,再次引来媒体的关注。 沾灰的棒棒 早上八九点,大正商场的商家们陆陆续续拉开卷帘门营业。 冉光辉把自带饭盒放进运货通道一个不起眼货架的顶端,再往深里走两步,从狭窄的没有什么灯光的角落里拖出自己的平板推车。 走到五楼,他把推车在老位置放好,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辉每天会先和相熟的店面老板打招呼。他的业务集中在四楼和五楼,今天有没有货要发、有多少、什么时候发、发什么快递,冉光辉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点谱,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脑子里徐徐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取货、发货。 对针织品市场的“棒棒”来说,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衣服轻薄,箱子数量就减少,重量也轻；到了冬天,一个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一张订单得要多发几个箱子,就能多赚一点钱。但这样的箱子沉,冉光辉记得自己背过最重的一单,一箱东西超过了400斤。 虽然是这个市场生意最好的“棒棒”,但这几年越发觉得生意艰难。“现在和十几年前没法比。那时候一个铺子一天发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货出去,现在,有些铺子两三天发一件。” 扛活儿的时候,冉光辉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通道中,常常一扭头就不见了。“这个商场里,最开始几十个‘棒棒’,现在没剩几个人了。也没有新人入行,我搞不好都是这里最年轻的。” 在这一天的工作中,用肩膀背、用推车拉、用电动车运……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里一个下水管背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过用场。 这是一根俗称“硬头黄”的楠竹,显然用过很多年,磨得油光滑亮。但现在它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时间里站在粗壮的白色塑胶水管背后。这里还塞着几根棒棒,颜色各不相同,粗细差不多,长约一米,看起来都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扛出一套房 当棒棒们不再被使用,“棒棒”们也在逐渐消失。 “棒棒”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根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记载,1983年,为搞活经济,重庆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山城棒棒军”由此出现。最盛时,重庆有数十万“棒棒”在山城上下来回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军”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从上世纪80年代零零散散做“棒棒”算起,冉光辉入行已经二三十年,哪怕从2009年正式到重庆长期干活算,他也是从业13年的“老人”。 冉光辉十多岁时,家里亲戚就带着他“上重庆”,一根扁担两根绳,朝天门码头到处可以“捡钱”。他记得当时的行情,从码头挑一担东西上大街,大概两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儿都抢着接,从不挑三拣四,这也是“棒棒”们最讲究的行规——不挑轻重,有活就要上,谁要是挑挑拣拣,会被别人看不起。 靠着踏实肯干,也因为“明星光环”无形中为他做了背书,经营十几年,冉光辉现在在大正商场有十多个固定客户。 对“棒棒”们来说,有没有固定客户很重要。“现在市场不行,固定客户数量多就还能撑得起,如果没有他们,全靠零散活儿,好多‘棒棒’一天都搬不到几箱货。”冉光辉多的时候一天要发30多箱货出去,少的时候也有十几箱。箱子从各个不同的店里搬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再用小推车一次性推下去。 就这么五块、十块地挣,冉光辉硬生生在重庆解放碑挣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买得早也不算贵,2016年的时候7000多一平方米,40多万元。”40万,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货收入10元来计算,他扛了4万包货。买房以后,冉光辉感觉终于给妻儿“一个家”。他话说得谦虚,脸上的神情是毫不掩饰也无需掩饰的自豪,“买房子之前我和老婆带着小儿子租房住,20平方米,住都住不下。” 午夜“棒棒军” 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现在的娃儿都读过书,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个苦?” 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岁的付家林。“进厂打工不好,要求太多。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当“棒棒”是做完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 2月26日晚上,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最累的一单。 “今晚上这单十个人够了,你安排一下。”收到朋友邓常飙的短信后,付家林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尹和黄世斌等人。午夜时分,一行人到了地铁站内,看到要搬运的货物时,邓常飙的脸色不太好。 根据机器上的铭牌,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10个人能不能搞得定,大家心里都没底。老尹做“棒棒”多年,有技术能扛重,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他绕着机器走了两圈,觉得头疼。“来吧,动手。” 四条一米多长的棒棒,四个角上各用一条,一条架在两个人肩上。年轻小伙子顶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劲,老尹和黄世斌拼着老骨头,在最前方开路。“预备,起!”两人的额角暴起青筋,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顶的手臂上血脉贲张。邓常飙也在队伍里,他身形瘦弱,使不上太大力气,但也尽力往上顶。 一、二、三、四,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级台阶,“不得行不得行!放下来!” 休息了15分钟,十名“棒棒”再次上阵。 “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步台阶,呼一声号子,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扛在肩上,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还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老尹仍能坚持,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付家林被顶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 16级台阶,走到第12级时,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雄起!”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他用尽力气,撑完最后4级。 “棒棒已经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 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作为老前辈,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他还试过直播卖脐橙,也拍小视频。“明星棒棒”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 “有公司找过我,说要签约合作,没得意思。”他看过一些合同,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钱不能现结、直播时间有规定,连收入都是三七分账,自己只拿三成。“你看我现在,老家有个啥子事,早上坐个车回去,晚上就回来,要跟哪个打招呼吗?撇脱得很。”钱要手手清、时间要自由,十几年前选择“棒棒”的理由,现在依然适用。 冉光辉知道自己在逐渐老去,虽然豪情壮志“还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经出过问题,手指也明显变形,他担心自己随时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都有。” 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许康平,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许康平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最后的结论是目前“数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或者可以说,‘棒棒’已经消失了。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个体的存余不影响‘消失’这个判断。”许康平想,新出生的孩子们,恐怕不会再有“棒棒”这个概念了。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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