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修东
岁聿云暮,如白驹过隙。没有特别在意时间从指缝间溜走,可我那年过半百的履历表上已经充实浓墨一笔,脸上又添写沧桑皱纹几道,两鬓的青丝也像为等待一场雪铺垫了前奏。
站立岁末年初的风口,仔细倾听不远处零零星星的噼啪鞭炮声,我在回忆中感受成长,在回味中感恩生活,在回眸中感知惜缘,在回想中感怀曾经的那些年。
来到年已八旬的母亲那里,听她说起父亲健在时过年的情景。那些年,我家的年三十都是在初三过。
大年初三,父母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备好白酒啤酒,有意无意地看着电视,耳朵却在静等熟悉的敲门声。两位老人坐等我们回家的镜头,好像是我昨天才翻到的一段泛黄的黑白视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老家来到矿上干掘进工。这份工作让我觉得累并快乐着。累,不仅是路途远、熬时间,还有体力的消耗。快乐的事就是业余时间能自己看看书。多亏那时的坚持,让我爱上了文学；幸亏那时的积累,为我的文学梦奠基。
煤矿工作的苦乐,我参加工作前没有概念。父亲在煤矿工作37年,一直是井下信号工,与采煤掘进工人接触很少,每当说起井下工作的脏、累、险,父亲也并没有更多宽慰的言语。
那些年,在煤矿做工,尤其引以为豪的是“票据制”堂食:到了吃饭的点,饭票、菜票、稀饭票拿上,食堂里可口的饭菜可挑可选,然后便是吃饭—睡觉—上班“三部曲”。
单身、没找媳妇那会儿,矿上季度、年度劳动竞赛活动一个接一个,工会常发奖品。每逢农历年节,矿上要筹集“三米一油”(大米、海米、花生米、花生油)、刀鱼、苹果等好些福利,发到出勤达到要求、安全无事故的矿工手里。这些福利,我都没落过,由此成了向父母“炫耀”的资本。本来一月回不去一两趟的我,领取了福利就往家里送,正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我们爱自己的家,我们的脚可以离它而去,可我们的心却不。”
母亲说,你还记得那一年往家里拿水饺的事吗?
我说,怎么会不记得?眼看年节临近,矿上给每位职工发了4张水饺票。同事回老家探亲,水饺票不能用了,就直接送给了我。这天,我到食堂领了几张票的生水饺,想着带回去让父母尝尝三鲜水饺。几公里路的颠簸,水饺到家成了一整个大面团。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父母总要询问年三十我们弟兄三个是不是需要在单位留勤。在通情达理的父母眼里,把工作做好最重要。父亲曾说,能在过年的时候留在单位值班,说明平时工作干得还可以,领导还算放心。单位排好年节值班表,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给父母回话,以便他们安排团聚时间。印象中,我家真正的“年三十”,大都是在大年初三这天过。这时,我的值班纳入常态,二弟在保卫科轮值正常了,三弟也不用“双值双盯”了,我们这一家子才算拉开团聚的幕布。这一天,不亚于年三十,一家人推杯换盏,说说笑笑,把旧年送走,开启新的征程。我家这个习惯,沿袭了好多年,直到我们弟兄几个退休。
时光步履急促,往事值得回想。那些年,初三的团聚载入了我家的历史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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