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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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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口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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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本勇 父亲病了以后,到胡同口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儿女们回家,是他最美的期盼。 我家住在马踏湖畔。村西头的一条大胡同住着几十户人家,我家住在最北头,是一所大院子的民宅,紧靠大街的胡同口。胡同也叫里弄、巷弄、巷子,是指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之间的比较小的街道,一直通向居民区的内部。它是沟通当地交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道路通达的情况,胡同分为死胡同和活胡同。前者只有一个进出口,末端深入居民区,并且在其内部中断；而后者则沟通两条或者更多的主干街道。与大街相连交叉的地方就是胡同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住的这条胡同从南到北都是土路,出门一不小心就会踩上猪粪狗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村里的好多胡同慢慢地都成了水泥路。 说起来,这所大宅子还是我老爷爷留下的。宅子的南边是猪圈,西南边是一个大湾。大湾的北面、东面,西北角都是民宅,西南面有出口直通南面的主河道,几乎家家逐水而居。父亲姊妹七个,为了给叔叔们腾地方结婚,排行老大的父亲只有搬出去住。老爷爷老奶奶年事已高,就让我们全家过去做个伴。老爷爷老奶奶住着五间大北屋,父亲盖了两大间南屋,都是土坯房。房子的墙体是土坯的,只在门框和窗户边上用了少量青砖。房顶用木梁撑着,外层用的是铡刀铡齐梳理的麦秸盖顶。父亲在院子西边开出了一片地种菜,主要种植西红柿和黄瓜。还种有茄子、辣椒、葱、扁豆、豆角、向日葵、甘蔗等。小小的园子,种植的品种可不少。有一年,猪圈里的大母猪跑出来,把地里的蔬菜给拱倒多半,特别是那些西红柿散落一地,好端端给划拉个稀巴烂。父亲很心疼,叫来叔叔们,三下五除二把这头猪给宰了。母亲知道了,和父亲大闹一场,说他简直是个傻子,赌气回了娘家。因为这头猪本是全家用来过春节的……老爷爷去世了后,老奶奶跟随大爷爷和爷爷生活。没几年镇上拓宽公路,房子拆掉往南挪了五六米,父亲把五间土坯房翻盖成了五间砖瓦房。砖瓦房墙壁抹白灰变成了雪白的,地面抹水泥变成了灰色的。 父亲在他们姊妹七人中排老大,有一个妹妹五个弟弟。我在我们姊妹仨中排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上小学了,每到放学的时间,母亲在家做饭,父亲就到胡同口等着我们,自然分工。看见胡同口的父亲,我们就把书包甩给他,撒欢地玩去了。村里学校的后面是一条河,过了河,再经过一片玉米地,就是生产队的菜园子。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夏天,生产队菜园里的洋柿子刚要成熟的样子,我和几个同学从教室的后窗户爬出去,然后跳进河里游到对岸,一溜烟跑进了菜园子。当然,我们是不会让看园子的大爷看到的。每个人摘到了好多洋柿子,用衣服包起来抱着,开始往回返的时候,被看门的大爷看到了。我们吓坏了,各管各撒腿就跑,大爷使劲追。跑着跑着,洋柿子开始从衣服里散落,掉到地上,我们来不及捡,使出吃奶的劲跑着,上气不接下气,狼狈不堪。好不容易跑到河边,大家没商量却想到一块去了,先把洋柿子扔到河里,然后纵身一跳入河。大爷站在岸上直着急,看着我们使劲吆喝:“小兔崽子们,小心别淹着……”那位大爷不依不饶,径自去了学校找到我们老师。我们可就惨了,下午放学后老师让罚站,一站就是一个钟头。站在胡同口的父亲,问放学的妹妹:“你哥哥还没有放学?”言外之意是问老师是不是又加了作业,可妹妹撇着嘴说:“我看见哥哥让老师罚站呢。”父亲二话不说,小跑着去了学校。我惹了事,父亲总是替我收拾摊子。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妹妹读小学三年级,弟弟读小学一年级。这一年,父亲跟随公社的建筑队外出干活后,站在胡同口等我们放学的换成了母亲、奶奶……但是只要父亲一回家,胡同口保准就换人。 小学在村子的中间,离我们的家很近。初中在村子的最东头,需要骑自行车。那时候,上初中也需通过考试录取,达不到分数线的要留级,来年再考。父亲答应我,考上初中买辆新自行车。我读初中了,父亲用平日里积攒的钱给我买了一辆“大金鹿”。他看着我骑着“大金鹿”去学校的背影,一个劲地羡慕哩。每当中午下午放学回家,我都骑着明光锃亮的“大金鹿”故意在胡同口停下来,不停地按着铃铛。父亲忽然冒出来大喝一声:“别响铃了,俺在呢!”妹妹快上初中了,父亲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买了一辆平把“小飞鸽”。一听到车铃声,父亲一准会在胡同口出现,从我们手中接过自行车来推回家。 全县13个乡镇加上县城共有4所普通高中。读高中的时候,父亲让我骑上了没有大梁的“小永久”。到别的乡镇读书需要住校,父亲总让母亲给我炒好辣椒虾酱和辣疙瘩咸菜,装满罐头瓶子。出了家门口,父亲偷偷塞给我两元钱:“你娘给的钱不够花吧,馋的时候,多到学校食堂打个菜。”每到周五傍黑天,父亲就站在胡同口,望着学校的方向,一直等我回家。 1991年,镇上二次拓宽公路,父亲把五间砖瓦房变成了锁皮厅。锁皮厅就是中间两间屋出厦,两侧的两间伸展到出厦的尺寸。因为兼容性强,这是鲁北平原大多数人建造民宅使用的一种建筑方式。我到县城工作后,为了方便我来回赶时间,父亲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次提高了档次:一辆赛车。他把车交到我手里说:“你自己能挣钱了,以后再换车就自己买了!”我结婚后没多久就在县城安了家,每到周六周日,父亲有事没事总是出现在胡同口,看着天色已晚,嘴里不停地嘟囔着:“看来又不回家了!” 弟弟读高中后,父亲照样转悠在胡同口,这已经是他习惯了的事情。弟弟聪明又好学,考上了同济大学。看到录取通知书,父亲不知有多高兴。在父亲的内心里,弟弟考上名牌大学,不仅仅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弟弟大学毕业后,和弟媳远去深圳工作生活。父亲六十岁那年,妹妹和妹夫也到了市区工作生活。哥哥在县城,妹妹在市区,弟弟在深圳,而居住在乡下马踏湖畔的父亲和母亲,每到周末依旧出现在胡同口,村里人都知道老两口在等谁…… 父亲年岁大了,身体和精神状况大不如前。“别等了,孩子们都忙着呢。”母亲劝他,邻居们也劝他,可父亲依旧等着,这是他与儿女们心照不宣的想念方式。 2013年8月,一张要命的诊断书,让我哭成了孩子。医生告诉我,父亲到了肺癌晚期。这个消息,几乎让我的精神崩溃。我不相信县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同学,告诉他我父亲患病的情况。第二天,我准备带着父亲去北京。母亲说:“我也去,你爹离了我不行!”这是两个67岁的老人第一次去北京,还是去看病。来到北京,得找宾馆住下。解放军总医院附近的宾馆,一个房间最便宜的也要300元,还是打折后的价格。父亲嫌贵,拉着我往外走,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在北京已经是最便宜的了!”父亲说:“那咱就要一个房间,我和你娘一张床!” 解放军总医院的楼层、房间和床号,我已模糊不清。67岁,一个迈入老年的人和肺腺癌串接在一起。我不相信,但这是北京五棵松告诉我的不争事实。父亲不同意在北京治疗,说花不起钱。临回家前,我好不容易才劝说他和母亲去了一趟北京天安门。回到县医院,输液吃药的父亲总劝慰我,即使有一天他真的死了,他会很幸福,因为有了儿女们幸福的记忆。父亲经得起风霜雪雨,我却经不起“电劈雷轰”。我开始祈祷:上帝啊,神仙啊,请把我父亲变成一个无病的人。虽在病中,父亲一见儿女们却总是笑呵呵,他笑得比以前更实在,更有力,更殷实。我却能从他的眼神看到——肺腺癌,打破了父亲一生的愁殇。 父亲第一次不听话,是医生的。他坚决不化疗和放疗。三分治(药物治疗),七分养。一年后,父亲的病状控制得很好。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会相信。事实上,我自己原本也不会这样想。父亲调整心态,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也观察病友的成败。一年了,父亲每天都侍弄庄稼,赶集上店,空闲里骑着电动车在马踏湖区转悠,俨然不像是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用劲干活,病中的父亲更加成为一个身负责任的陀螺。 弟弟全家在深圳,弟媳是弟弟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家是广西南宁。由于气候原因,弟弟、弟媳和侄儿岱林很少回山东来。2014年夏天,弟媳和侄儿坐飞机从深圳抵达济南。父亲得知后,对我说:“你弟媳和孩子回来一趟不容易,你去济南接一下!”我和弟媳一通电话,弟媳坚决不同意去接,娘俩坐大巴回到家。父亲知道我没有去接时,气得直跺脚。不管父亲怎样,我都能理解,他是想早一点见到孙子。岱林一直在深圳这座大城市成长,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茅房啥样。刚一回来,孩子在家里找不到厕所,在院子里拉屎撒尿。拉完屎跑到爷爷跟前说:“爷爷,咱家的卫生间好大吆!”父亲摸了摸岱林的脑袋:“老家就这样,赶明天我去买个坐便器安上,咱家就有卫生间了!”父亲虽然在病中,但自从孙子回来,他来了精神,带着孙子赶集,还到马踏湖给孙子捉了只鸟,让他看着玩。他说:“岱林,这只鸟叫喳喳栖子,你们深圳没有,好玩不!”岱林说:“啥叫喳喳栖子,像麻雀,不好玩,爸爸养的鹦鹉,那才是鸟呢。” 父亲每天都给孙子岱林买鱼吃,换着样地买,今天是鲫鱼,明天是草鱼,后天是黑鱼……父亲对我说:“岱林在深圳光吃海鱼,吃不上咱这湖里的淡水鱼。他吃上瘾了,就忘不了老家,忘不了爷爷奶奶、他大爷大娘!”吃鱼的时候,父亲把鱼籽吃了,岱林斜楞着眼说:“爷爷吃了鱼籽,不识数!”父亲也逗着说:“小孩子吃了才不识数,所以爷爷就抢着吃了,爷爷年纪大了,不识数更好。” 弟媳和侄儿回深圳的时候,父亲给岱林买了好多的核桃,直装得行李包鼓鼓的。弟媳和侄儿坐上车,我看到父亲一直和孙子说话,有一句我听得清清楚楚:“岱林,想着老家,你下次来,不一定见到爷爷了!”父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流出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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