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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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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太公吕尚与鲁司寇孔丘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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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明 理解它 |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思考 □ 吕明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浩浩荡荡,洋洋大观,是世界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治国理念,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充分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民为邦本——脱贫致富,尊贤尚功——任人唯贤,道法自然——持续发展,变革开放——改革创新,厚德载物——核心价值观,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等。民为邦本、尊贤尚功、变革开放、和而不同等都是齐文化的核心或重要内容,秦汉以降,它与儒文化一直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但目视全国,研究儒文化的热度与规模远超齐文化,烟台天泰书院、山东家庭文化研究会报道称:近期有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已经启动,齐地人、曲师大原校长、首任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担纲首席专家,他在十年前还出版了21卷的《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享誉海内外,被中外十几所大学图书馆收藏；中央电视台近日还报道:大型图书《儒藏》已隆重推出,规模恢廓。由此联想到齐文化,联想到齐都所在地淄博,联想到山东有媒体对山东的赞美:“一山一水一圣人”,一圣人就是孔子。淄博与我省的齐文化研究成果累累,但国家层面的研究单薄,识孔、孟不识齐太公吕尚(俗称姜太公)、管子者普遍,游山东观曲阜三孔而不达淄博观齐都者习以为常。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我们应该深思的是:如何深化齐文化特别是太公—管仲学说的研究?如何推动国家层面对齐文化特别是太公—管仲学说的研究?如何提升齐文化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使齐文化与儒文化并驾齐驱于中华大地? 我感触良深也是首先应当解决的是一个认知问题:齐文化的缔造者太公吕尚与儒文化的创始者孔子的比较研究,孔孟之道与太公—管仲学说的比较研究,笔者粗浅、简要地试比如下,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一) 山东古代是否只有孔子一位“圣人”? 其实早孔子数百年、三千年前的商代,周文王西伯的祖辈就知道有一位圣人了。他告诉文王:“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史记·齐太公世家》)文王果遇垂钓的太公,“载与俱归,立为师”。周兴800年。《史记》又载太公治齐之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也是800年。所以我在2014年发表的《太公望吕尚诞生记》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常常赞美山东“一山一水(黄河)一圣人”或“齐鲁之邦、孔孟之乡”并不确切:泰山高耸,还有渤、黄两海相拥；而孔孟皆鲁人,齐无圣人耶?所以赞山东“一山三水两圣人”是符合实际的。 (二) 谓太公“圣人”并非虚言 孔子“述而不作”,而太公不仅是思想家、军事家,更是政治家和大实践家。当然,说孔子“述而不作”也有所偏颇:他不断地体察、探索人生,尤其在教育、修身、伦理、道德、人性、品格诸领域有述有作有成,是一位先知先行者；但其主要的实践是短期为政和罔顾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以14年的时间周游近10国传道、复礼、求官,皆被唾弃或婉拒,“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这与太公的治、平实践显得小巫见大巫。太公助周、兴周,致殷商一个朝代终结；因俗简礼、务实包容、通工商渔盐之业,亲手缔造了大齐国；君道、民道、军道所展示的雄略、哲思在齐相传20世,至桓公、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军事才能为历代所尊所崇,称其武圣,乃中华兵家鼻祖。 (三) 他们有各自的学说及其理论建树 公元前551年,叔梁纥虽然与颜氏徵在野合而生孔丘(见《史记·孔子世家》,有学者认为“野合”不实),但颜母以丰厚的家学智慧培育了少年孔丘的性格养成、人生志向与对礼乐的兴趣。他周游回鲁后,专注于传统文化的整理,追溯夏、商、周的礼仪制度,删释《书经》《礼记》；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编修,有弟子三千,贤七十二。作为思想家和儒学创始者的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仁的执行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信有人格意义的天,重视祭祀,相信天命,强调“知命”；但在教育、修为上重视人为,说“学而时习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为中华民族庞博的文化宝库、赓续中华文脉作出了大贡献。但在政治上,倡导德政、天下归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治人”,与齐文化的“民为邦本”“以人为本”远不在一个层面上。还提出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记·孔子世家》)以及以礼乐为本的“教化”,为历代统治者所依所用,成为汉代以后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也被封为“圣人”,压抑了人民大众的创新与斗争精神。所以鲁迅说孔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司马迁是以文化的视野赞美孔子:“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太公有一个与孔子不同的青少年时代。笔者2004年于《太公生年、卒年再议》中推定太公生于前1134年,早孔子580年许。他度过苦涩的青少年时代后,便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深切体验基层社会生活,探察殷商地情、社情、军情。历练与苦学,增益心智,“预知存亡。”(《列仙传·卷一》)。他带着东夷人的血脉走进商、周,前1046年取得牧野大战胜利后又带着商、周文化封侯于齐,但他不似孔子固泥于以礼乐制度为内核的周文化,其学说笔者2021年于《浅谈太公姓族的血统源流与文化源流》中梳理为五个方面: (1)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如《六韬》引太公言:“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武王伐纣遇暴风雨卜筮不吉,太公曰:“枯骨死草,何知凶吉。”《吕氏春秋》中,周公谓太公:“何以治国?”太公曰:“尊贤尚功。”即“人事”胜于“天道”。 (2)重民爱民思想。《说苑·政理》中,文王问吕尚:“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史记·周本记》中,文王问吕尚:“治国之道若何?”吕尚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爱民若何?”“利之无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六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3)以德、仁为内核的“有道”思想。《说苑》:“太公对曰:‘有道,可得众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胜之；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贾谊《新书》中,太公云:“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对仁,太公说:“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4)兵学思想。《六韬》集中体现了太公的战略战术思想,如:“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为之。”“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成其利,复疾其不意。”《史记》说:“后世之言兵及周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5)经济思想。太公辅周,有“九府圆法”；“至齐,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还将农工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他的思想光辉,开启了东方文明新的时代,孕育和奠基了齐文化,而齐文化与鲁(儒)文化一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 (四) 鲁国为什么早亡于齐国? 齐国于前221年被秦所灭,而鲁国早于齐255年即被季、孟、叔孙三氏所瓜分,前477年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就没有鲁国的存在了。早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鲁国执行周公、孔子的路线,儒家为宗,礼乐为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表现为守常和排他。如比较单一的农耕经济；重王道,尊宗法；守其礼,变其俗,力保先王遗风,“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国力日衰,国土日少,无法立于大国、强国之林。而齐国则以人为本,多种经营；简其礼,从其俗,“与时变”；重法治,重霸道；文化上兼容道、法、儒、墨、阴阳、农、名、兵等百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史记·货殖列传》)遂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 文化、文明、学说,是一种历史现象。好的学说无疑能够指出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正确方向,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叱咤风云、经略天下的人物和普通人一样,都属于自己的时代。历史的云烟已经飘过,但它不会泯灭,我们为滋养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而骄傲。作为时代的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不仅要珍惜它、理解它、保护它,更要秉持唯物史观汲取精华,辨其优劣,在时代洪流中扬起风帆,继续稳健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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