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023/11/03 | |||||
|
当西方的物质遇上东方的心灵
|
印度瓦拉纳西的恒河 
《苦厄的终结》 大多数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更加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所属 潘卡吉·米什拉的童年时代曾遭遇变故。父亲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印度西北部小村庄,原本家庭生活相对富裕,不过长辈无甚志向,只将钱财投入房产和珠宝,或赞助一两座寺庙,除此之外完全被极其繁重的日常劳作吞没。米什拉坦言,按照尼采的说法,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拥有某种“奴隶的喜悦,既无须对任何事情的后果负责,也不认为过去和未来竟有任何事要比当下更值得珍惜”。 虽然当时的印度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但在米什拉生活的小村落里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代表现代社会和殖民统治的法院、警署和税务局等机构,要在距离村子最近的镇上才能见到,即使坐牛车也要走上几个小时。当米什拉的父亲真正见到村子以外的世界时,印度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其他各种因素,米什拉的家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乡村。 米什拉在《苦厄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的印度,“数以百万计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被迫离开自己的原生环境,流落到陌生的异乡,赤手空拳地置身于自由和痛苦之中——佛陀对此早有探讨,维诺德也提及过。但是,每个人仍要独自承受这样的认知:维系旧日种姓制度与社会阶层的支柱已不复存在,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既带来自由,也带来痛苦。” 当然,这种巨变也意味着机遇。对于米什拉的父亲乃至同代人来说,基于生存而产生的选择路径非常明确:“必须去西式学府接受高等教育,如医学和工程院校。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拿到了学位,并准备好投身于新近独立的印度屈指可数的工作岗位。如果他失败了,就意味着要回归一穷二白的乡村生活；一旦成功,他便可以获得和享受诸多事物——电扇、自来水,甚至平房、仆从和汽车——也就是英国人从前在此地享有过的物质生活。” 于是,一列列蒸汽火车从各个地方启程,“驶过河流、湖泊和峡谷,穿越广袤的旷野,以及星罗棋布的小城和聚落,最终抵达难以想象的大型官僚和金融都市——孟买和德里。” 其后,印度迎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赢家是极少数,大多数印度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加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所属。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著名思想家、评论家,1969年生于印度,现居伦敦。米什拉长期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后殖民问题,为《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撰写多篇评论,以雄辩的文风和犀利的观点著称,被《经济学人》誉为“萨义德的继承者”,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这样的一位思想家,也有着自己的困顿。 印度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实现迅猛发展,但在这腾飞的新世界中,大多数印度人找不到自己所属的位置。 在这样一片大陆上,潘卡吉·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拜访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前往德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遇见一个个异见者；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重新书写佛陀。 米什拉的《苦厄的终结》将佛陀的故事与佛陀出生地附近的村庄,乃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沿着佛陀的思想轨迹,米什拉行走在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用思考连接现实和历史,在佛陀教诲中寻找终结苦厄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本关于佛教教义的著作,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自省顿悟之书。这是一个曾经穷困的知识青年书写的个体精神之旅,为理解佛陀而开始、最终以认清自我而结束。 十年自我寻找之旅 面对这种状况,潘卡吉·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拜访不再辉煌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前往商贸大厦与露天排水沟并存的德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遇见一个个只能在封闭阴冷的房间中泄愤和哭泣的异见者；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阅读大量史料,穿梭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重新书写佛陀。 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佛陀的思想能否缓解当下人们因当今世界的政治无能而产生的痛苦?个体的视角中,这持续的苦厄,究竟有没有可能得到片刻的终结? 对于印度人来说,佛教无比重要。但米什拉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印度,转向全人类的迷惘与未来。佛教与西方世界能否“兼容”?他也试图给出答案。 米什拉在书中以美国为例,阐释佛教的“治愈功能”。他写道,佛教在美国可谓满足了当地人的各方面需求,最初以某种理性宗教的形式传入,但接纳的人很少,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在那段纸醉金迷的日子里,佛教再度改头换面,以禅宗的神秘主义形式,成为心理治疗和瘾君子喜好的流行替代品,或说标配装饰物。” 但佛教真正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是上世纪后期的事情。与此同时,它饱受政治抗议和道德伦理的考验,且日趋商业化和商品化。 米什拉引用了尼采在19世纪末的预言:“当科学与进步摧毁西方人曾经信仰的超验世界、上帝以及上帝赋予人类的价值观,当他们对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佛教将如何恰逢其时地吸引他们的注意。” 尼采还指出,他那个时代的人都痴迷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殊不知,如此心态只会掩盖生命徒劳无益的真相,耗损人原有的价值,功利主义便是19世纪诸多空洞宗教的替代品之一。 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同样成立,人们为了所谓成就,只能不断拼命奋斗,要维持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米什拉反抗的也恰恰是这种经济学乐观主义,他不认为随着所有人不断增长的开支,所有人的利益也必然会增长。他甚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所有人的开支将累积成一种总体损失:人将变得更加渺小。 这样的心灵,甚至是面对世界残酷的唯一武器 对于现代人来说,佛陀的故事确实有启发性,这也让米什拉追寻佛陀的旅程显得更有意义。 佛陀原名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印度北部,是释迦族的年轻王孙,原本生活富足。但他在目睹人间各种不幸后,陷入怀疑和自我反省,继而踏上寻求解脱的孤独之旅。他漫游于当时的印度北部,向世人阐释苦厄的起源与自己的想法,直到涅槃。 佛陀面临的世界看似远不及现代社会复杂,但具体到他身处的时代,人类恰恰也在经历巨大变革。面对各种苦难,人们却缺少应对手段,只能在固有社会体系崩塌的痛苦中陷入精神荒芜。佛陀的自省让自己得以解脱,他的存在也让人们找到了应对方法。佛陀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动荡的时代洪流中,伟大的思想者都会尝试给出对抗虚无主义的武器。两千多年前,佛陀就试图动摇人心中那个被误以为独立自主或稳固不变的“自我”。因为历史的重演,我们又可以认真审视他的思想。 相比许多人对佛教抽象理念的纠结甚至假大空处理,或者将之歪曲为“躺平”,佛陀更为朴素务实,也更为“阳光”。正如米什拉所言:“佛陀从不纠缠于抽象的大问题,而更愿意鼓励个体正视眼前的处境。”佛陀并不赞同“自我”与“世界”的割裂,而是认为“控制自己的心灵,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万物的共生,同时“在佛陀最先提出的假设中,心灵本来就有自我觉知和自我分析的能力,而且能觉察自身一切思想的活动与本质。” 这样的心灵,甚至是面对世界残酷的唯一武器。 百年来,人类世界遭遇过一次次巨大冲击,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米什拉写道:“尼采确实有惊人的先见之明,却没能预见到其所秉持的‘超人’道德观——自视甚高、艰苦奋斗、敢于牺牲、藐视传统礼法等——在上帝已死、一切皆可的年代,竟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思想。希特勒等现实版的‘超人’横空出世,不惜动用一切可用资源,从人才、劳工,到自然环境乃至足以招致死亡与毁灭的巨大官僚体制,只为了将自身意志强加给世界。他也没能预见,人类研发出具有毁灭能力的技术,但也正是这些技术(而非人类本身)将他视为一切生命之基的人类意志转化为权力,又经过一个无穷无尽且无明确价值观、方向感或目标的过程,让虚无主义成为普遍现象,不再局限于欧洲或西方。” 相比之下,佛陀似乎更贴近现代人的心灵,他深知:“即使囿于社会环境,囿于诸多难以理解的客观因素,人类依然拥有自我作为的选择余地,实现自身的存在意义,向他人传达缘起的本质及事物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追求合乎伦理的生活。” 这是对人类的勉励。 据《晶报》、新华社客户端
|
|
|||
|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