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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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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害虫的战争 一部社会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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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害虫 |
《体无完肤》 
《昆虫物语》电影剧照 一部社会和文化史 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的床虱,近期又活跃起来了,多国爆发了床虱危机。床虱不仅肆虐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最近还“漂洋过海”蔓延到了韩国,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 床虱又名臭虫,主要以人类血液为食,通常在夜间活动,藏在床垫或弹簧床中,并通过衣服和行李运输流动迁徙。韩国民众会如此恐慌,是因为要想彻底消灭臭虫并非易事。臭虫属于夜间出没的昆虫,白天习惯隐身在床垫和沙发等区域,到了晚上便会出来吸食人类血液、干扰睡眠,虽然臭虫不会向人类传染疾病,但若不慎被臭虫叮咬,很可能引起皮肤瘙痒甚至是感染的症状,如:水泡或荨麻疹,严重的还可能引起高烧。 我们厌恶害虫、恐惧害虫,并且希望构建一个没有害虫的世界,但同时,层出不穷的害虫让这一想法至今成为奢望,乃至于应对害虫已然成为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正因如此,对害虫的态度、认识、行为等,也构成了自身生存的譬喻。害虫是人类生存的一面镜子。 最近出版的新书《体无完肤》便基于一种文化的立场,开掘在历史与当下我们与害虫的关系,并以一种反思的态度考察人类文化自身。对于常识来说,驱赶害虫似乎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的人类本能,其内里体现的也是一种自然化的因果逻辑。但种种线索告诉我们,我们对害虫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害虫”时好时坏,甚至在同一时段呈现一体两面。它是一种被构建出的文化产物,表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也反映诸多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意识形态。 害虫与科学理性 我们对害虫极为熟悉,但很难为害虫下一个精准定义:它不仅可以指以昆虫和节肢动物为代表的对生命与财产造成危害的“虫”,也可以是老鼠、鸟类等并不与虫直接相关的动物。不如说,害虫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它指的是对人类造成危害的活物。 生活里,我们常碰到的有四种主要害虫:臭虫、虱子、跳蚤、老鼠。《体无完肤》正以它们为主要论述对象,分别剖析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与其相处的过程。但不得不说,这实际成为全书的一处弊病:由于人类应对不同害虫的行为实际存在相当程度的共性,以单种害虫作为论述线索、四条线索平行处理,会使得不少论述显得单调重复。因此,我们尝试在这些看似平行的线索之中串联起一条整体的逻辑思路。第一部分将论述现代社会科学理性的发展使得对害虫认识的逐步加深,人类亦从蒙昧步入成熟。第二部分则剖析理性之光下害虫作为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社会问题的表征,害虫的除治实际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而第三部分则将害虫视为一种反讽,凸显出人类文明中无处不在的荒诞。 害虫的定义实际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一个物种可能并非一开始就是害虫,亦或者一开始被作为害虫的物种后来不再被视为有害。对于西方社会,认识能力的提高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成长。这一点在虱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当然很早便意识到虱子对自身健康的危害——它们吸食人类的血肉,制造疼痛,传播疾病。但由于在《圣经》中,虱子作为上帝惩罚人类而制造的痛苦,其被沾染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并且对虱子的忍耐往往与道德上的纯洁联系起来。中世纪时,忍受虱子而非驱逐虱子,这被教徒视为接受人间苦难、救赎自己原罪进而步入弥赛亚窄门的必由之路。 虱子是神圣的,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不可思议。这种神圣不仅给教徒与信众带来苦恼,还给与之不相干的人造成困扰。“神圣”与“愚昧”并行并置,人们认为由于妇女儿童身上的虱子更多,所以这是一种多由女性产生的邪恶物种,并造成了对女性的进一步歧视。一切的转变在于科学革命。我们熟知的显微镜发明者,荷兰人列文·虎克第一次在科学仪器的帮助下看到了虱子的全貌。列文·虎克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神学的影响,他赞叹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伟大,能够在相当细微的尺寸内构造出具备完整结构的生物体。不过,他细致观察了虱子的繁衍过程,包括产卵与孵化,以此证明了虱子是一种独立物种,而非从女人和儿童不洁的身体上产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科学对宗教的祛魅,使得虱子与神圣二字以及其背后的宗教道德逐渐脱钩,人们对虱子的处理方式也逐步转入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观念与世俗道德。 总而言之,对害虫认识能力的提高和人类本身的启蒙,人们对某种害虫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这种认知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去除“四害之一麻雀”这样生物身上的污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虱子的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它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有可能造成的偏见、固执、歧视甚至压迫。 害虫与文化政治 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并没有带来启蒙主义者理想中的理性世界。相反,理性的膨胀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危机。资产阶级的兴起随之带来阶级分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而害虫则充当着不断成为具备统治话语权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换言之,如何面对害虫,这是一种文化政治。 臭虫便是其中一例。对臭虫尤其是对其臭味的敌意,实际上是一种被建构的文化。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们远没有像之后这般憎恶臭虫,更多是一种习以为常。英国中产阶级兴起,带来了对干净卫生观念的普及。远离虫子及各种异味,成为了中产阶级表现自身优越性的一种方式。臭味在这时开始变得尤为令人作呕。1720年英国内科医生查理德·米德甚至直接写道:“我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是,污秽是巨大的感染源,所以清洁是最有效的预防药:这就是在这种灾难面前,穷人让人讨厌至极的真正原因。”而中产阶级所推测的臭虫来源,实际也暗含一种强烈殖民主义话语。英国人认为,他们并非来自本土,而是那些被征服的海外殖民地。 人们对虱子态度,也有着类似的关键词:穷人、海外,乃至于需要被资产阶级区分的一切异类。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各种角落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情景喜剧《摩登家庭》曾有这样一集,两个家长讨论他们越南裔女儿的班上出现了虱子,于是自然而然认为这是来自班上一名脏兮兮的女孩,甚至打算继续孤立和排斥她。但他们发现实际是自己女儿身上生了虱子时,他们却立刻守口如瓶,还用小女儿当做传染源以打击报复自己的仇人——毕竟,没有人愿意和身上生虱子的人沾染关系。在这里,害虫实际作为现代社会的绝对相异的他者而存在,与害虫染上关系的人立刻与占据统治话语权的中产阶级产生区隔。 作为“小客体”的害虫 不过害虫毕竟是活物,它不可能完全听从某种权力的征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肉身完成着意识形态的规训。很多时候,害虫叛逆地忤逆这种文化政治,让权力失效,也戳破看似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幻象。从这一点看,害虫实际能被视为拉康笔下的“小客体”。 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心理拓扑结构中,人们实际生活在依靠象征符号与秩序建构的象征界中,以使得生活具备规则与意义。那些生活无法被人接受也无法解释的无常与无意义,则成为努力躲避的“实在界”。在这里,对清洁的推崇、害虫的厌恶以及种种驱虫措施,让中产者通过害虫的无有来区分自己与他者,成为一套看似自然与稳固的象征秩序。不过,害虫总能轻易突破这套秩序,产生一些无法被解释的、象征界的剩余之物。这便是小客体的题中之意。 最明显的是,害虫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无论你是有洁癖的中产还是与虫为伴的“他者”,害虫都会贴近私人空间和身体,对着你狠狠咬上一口。清洁与卫生的习惯根本不能彻底根绝害虫。二战期间,DDT作为驱逐蚊子的常用药剂逐渐被普及开来,到二十世纪中叶,它已成为最为常见的驱虫药。这种化学制剂虽然在刚开始时有着显著成效,但后来不但没能彻底驱虫,还使得环境遭受了巨大破坏,并逐渐禁用。总有害虫能够通过基因变异等方式产生抗药性,而它们不断卷土重来,让中产阶级的干净神话一次又一次破产。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段,社会中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害虫文化。比如这个万圣节,当你对蟑螂痛恨不已,绞尽脑汁想办法剿灭家中的几只小强时,你可能也对上海街头的蟑螂cosplay(扮演)很有兴趣。从某种角度,因为害虫的剿灭不尽,我们习惯于将其重新绘制可爱、温柔的卡通角色,从而以想象的方式,假装它们已经被人类驯服。老鼠是更为明显的例子。从古至今,灭鼠的方法层出不穷,但它们仍旧一次又一次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但我们也在各类影视作品中看过可爱的老鼠角色,无论是《猫和老鼠》《精灵鼠小弟》还是《顽皮鼠和大脸猫》,其中的老鼠完全是讨喜的形象,它们被高度拟人化,甚至能与其现实世界的死敌猫猫们,不断斗智斗勇。《猫和老鼠》其中有一集,杰瑞本来被女主人极为厌恶和恐慌,但将自己涂上白油漆后,它可以卖萌、跳舞,成为被女主人极为喜爱的“小白鼠”。这层“白油漆”,其实正是一种想象式的规训手段。 我们今后的生活必将继续与害虫斗智斗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与它们亲近,害虫都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镜子,映照着我们自身。这并不代表着我们驱虫的活动就要停止。只是,当下一次看到这些令人心烦的东西时,我们可能会多一重思考——虫子的问题归根结底不是虫子的问题,问题永远向我们自身敞开。 据中新网、《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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