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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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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何以火爆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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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社会的一首清新散文诗 一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阿勒泰“火”出了圈。 据新闻报道,近期该剧同名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订单火爆,新疆阿勒泰地区旅游因此升温。 阿勒泰的出圈并非个例。如同此前《狂飙》《隐秘的角落》带火了江门、湛江两座广东小城,《人世间》《漫长的季节》让东北悲欢重回大众视野,《繁花》打开亲近魔都的新视角……地域正以其自带的独特审美风格赋能文学和影视创作,也受益于影视剧的热播随之走红。 细究“阿勒泰们”何以出圈,牵连着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种种话题,影视改编的成功密码是什么?地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怎样的内核?影视与文学怎样共生共赢?现代快报记者就此展开了采访。 散文改编的密钥 《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自2010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多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电影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春表示,散文改编影视作品并不容易,和强戏剧冲突的小说相比,散文强调叙述人主体意识的表达,内容和结构都更为松散。越是优秀的散文,越具有难以复制的文学气质。想要以电视剧的视听语言整体性地再现李娟散文的神韵,可以选择遵从原著,也可以从原著撷取不同内容元素,绣花般重新组织情节。 《我的阿勒泰》选择了第二种策略,除了保留原著中的“我”(剧中李文秀)、妈妈和姥姥(剧中奶奶)三代女性,还增加了巴太、托肯、苏力坦等鲜活的人物角色。一方面明晰了叙述人李文秀的外来者身份和自我成长经历,增加了母女二人的情感线,另一方面设置苏力坦一家祖孙三代作为对照,通过不同民族、性别、年龄的角色的不同选择,增强原著隐含的对于文明冲突、代际冲突、性别权利的内在焦虑。该剧导演滕丛丛说,最吸引她将李娟原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就是“李娟对世界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感知力”。 “《我的阿勒泰》火爆,对于中国的电视产业具有引导性。”刘春说,中国迷你剧的生产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之前主要是一些网络平台的自制剧,但是这次在央视首播,而且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国际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认可,对于整个电视行业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谈及该剧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作家韩松落觉得,虽然电视剧的主干情节和很多成长故事比较接近,但是细节用得特别好,所以看过原著的人,再去看电视剧,会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很多场景和细节原著里有,但主干情节又是重新生成的,且并不违和。比如巴太的哥哥去世后,嫂子托肯执意要改嫁,但巴太的父亲不同意。父亲甚至要求巴太依照当地的习俗,与嫂子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哥哥的两个孩子。巴太不同意,他跟嫂子说会去劝说父亲,托肯无奈冷笑一下,“你说了算吗?这不是爸爸说了算……男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女人要做饭、洗衣服,还要看孩子,想出去一趟都没有时间。我跟你哥说过很多次,去小卖部给我买搓衣板,直到死也没带回来。” 剧中,马伊琍饰演的张凤侠的生活态度被认为是这部剧的灵魂。韩松落列举了剧里的很多金句,比如“生你下来不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都四十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其实李娟原著里未必有这些句子,应该是编剧考虑到了现在人们的心理状况加进去的。这些改编其实都呼应着人们逃离当下、放飞自我的愿望。 说到底,任何一部能打动人的文艺作品,最关键的还是因为讲述的故事中有对“人”的关怀。《漫长的季节》里有人的命运、人的情义,《隐秘的角落》有对单亲孩子的关注,《狂飙》是每个普通人向公平正义发出的呼喊。 阿勒泰真正的“治愈”力量 “我被狠狠地治愈了。”这是很多观众看了《我的阿勒泰》后的观后感。毋庸置疑,《我的阿勒泰》的出圈,与阿勒泰这方远离尘嚣的风土有关。 年轻人为何向往阿勒泰?作家韩松落分析,这十几年,中国人一直处于旅游热中,到这两年达到了顶峰。这个时候出现一部关于“诗和远方”的作品,势必会成为热点题材。“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别的国家在一两百年里完成的任务,竞争激烈到白热化。年轻人热衷于逃离城市、弃绝成年,去寻找尚未被城市化的最后的桃花源。” 在刘春看来,这部剧恰好呼应了我们这个时代青年观众的情感需求。对于被“内卷”逼迫到每时每刻想要躺平的打工人而言,这样一种出现在异质文化空间的美好故事非常治愈。这种治愈是多个层面的。在物理层面上,远方的风景、异域的风光与钢筋水泥大都市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精神层面上,哈萨克族人“不可以把自家放养的牲畜作为商品出售牟取额外利益”这一古老礼俗背后,体现了与现代社会商业逻辑和功利主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情感层面上,不管是妈妈张凤侠对于爱情的好聚好散、收放自如,还是李文秀和巴太之间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爱情,在一个诸多年轻人质疑爱情、更看重自我成长的媒体语境下,颇具“童话”色彩。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当下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功绩主体在没有“他者”监督和强迫的前提下,不断趋向自我剥削,一旦脱离自我优化的评价框架,就会陷入被主流系统甩出的失序焦虑。在刘春看来,无论散文集还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真正的“治愈”力量,就在于提出了对这一运作机制的拒绝,以生命本初的价值和全身心投入的生活体验对抗自我优化的幻觉。“一旦跳出评价体系,根本不需要治愈,又何来治愈效果的需求。”就像张凤侠说,“你看看草原上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呆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 地域赋能文学和影视创作 不止于《我的阿勒泰》带火阿勒泰,此前《狂飙》《隐秘的角落》带火了江门、湛江两座广东小城,《人世间》《漫长的季节》让东北悲欢重回大众视野,《繁花》打开亲近魔都的新视角……文学中的地域正成为赋能影视改编的内核。 刘春表示,与现在很多作品会出现悬浮感,缺乏生活实感,职业剧里大家在莫名其妙地谈恋爱,大量同质化的古偶仙侠剧也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不同,地域剧的适时出现,跟我们日常庸常的生活形成差异和对比。 在韩松落看来,当下的影视改编越来越多地聚焦地域性,与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密切相关。这二十年,中国城镇化率飞速增加,但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是这一时期完成建设,这也导致大家对城市化所带来的越来越一致的城市风貌、建筑风格的千篇一律感到疲倦,由此也激发出人们的一种需求,想看一看异质环境下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布罗代尔说“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韩松落认为还可以加上心理的因素。“‘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也可以说‘没有历史就没有心理’‘没有心理就没有地理’。地理、历史、心理,像互动三角形一样,关系特别紧密。像《人世间》《漫长的季节》《繁花》这些爆款剧,不光有地理的维度,也有历史和心理的维度。这些电视剧真正的内核是历史、地理和心理的三角关系。” “人们一般都说,一个地方的环境和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个艺术作品,其实反过来说,艺术也是对地方的发现和塑造。”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表示,“我经常说这句话,没有狄更斯就没有伦敦,没有雨果就没有巴黎,没有川端康成就没有伊豆,没有老舍就没有北平,没有张爱玲、茅盾、周而复、王安忆没有上海,没有叶兆言就没有南京,没有欧阳山就没有广州,没有沙丁、艾芜就没有成都……”地方实际上是文学艺术塑造出来的,阿勒泰是文学家和影视艺术家联手打造的阿勒泰,接下来将有好多人带着影视剧和李娟作品里的阿勒泰去寻找阿勒泰,用审美攻略代替旅游攻略。 影视是靠文学“养”出来的 那么,《我的阿勒泰》的出圈,可以给创作者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在汪政看来,《我的阿勒泰》的出圈很令人惊喜,也更加说明了一切艺术的优劣从本质上看就是文学品质的高下。“因为人是用语言跟世界打交道的,语言之外再无他物,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文学性在本质上决定了一切艺术的优劣高下。” 汪政认为,文学、影视、影视改编是三种不同的艺术。真正能够同时把文学和影视两方面都做得很好的作家不是很多的。像梁晓声是一位。他在写《人世间》的时候,其实他表达出来是用文学的方式,但其实是两轨制,文学里面就藏着一部电视剧。也正因为他是很内行的人,所以对于影视剧的改编是很放手的,他甚至没有看过剧本。 但是更多的作家,往往会处理不好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而《我的阿勒泰》无疑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很广阔的道路。“不仅仅是小说,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散文乃至于诗歌,里面都能发现影视元素,都可以改编。不要拿现在走红的那些电视剧的所谓成功的模式照搬去搞文学创作,老是在自己熟悉的题材里面打圈子,就紧紧盯着那些戏剧冲突,那些市场的东西,拼命地往影视剧上面去靠,这样就把从文学里面寻找影视元素的路走窄了,既伤影视,又伤文学。”汪政分析,像《我的阿勒泰》的导演和影视改编者,一定是从李娟的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异质的内容,而不是看到浅层次的影视剧的元素,是被一部作品的文学的气息所吸引,并且也不会让改编破坏这种文学气息。该剧受纪实风格的影响,故事性不怎么强,日常性很突出,刻意地拉短艺术与日常之间的距离,引领了影视剧的审美风尚。就此汪政认为,不论是文学创作、影视创作,还是影视改编,都要创新,拓展自己的领域,但文学还是文学,影视还是影视,越是坚持各自的审美道路,中间地带才会越宽广,创新的可能性才会越大。 汪政谈到,现在有一种观点甚至潮流,就是影视优先,文学要为影视服务,这其实对文学伤害很大。为了自己作品的可改性,他们的创作就剩下了两样,叙述与人物对话,许多小说一看就是一副影视腔。这些创作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影视而来,有的甚至反了过来,先有影视作品,再从影视改为文学,这样的作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真是没有多少“可看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显然是第一性的,在诸多文艺种类中,文学是第一生产力。就像张艺谋当初的成功,是从文学改编开始,这个过程使他增强了文学性,相对于那些粗糙的、只把电影理解成电影的导演,多了文学的加持。 “对文学的影视改编要顺势而为,不能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狄更斯、托尔斯泰、雨果、大仲马都不曾考虑过影视,但这不妨碍他们的作品被改编,而且一改即成经典。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不是对应和对等的,而是源与流的关系,只有文学繁荣了,有了好的文学氛围,有了好的作品,有了好的读者,才会有好的影视。影视是靠文学‘养’出来的。”汪政总结道。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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