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峰
冯毅之,这位蜚声淄河流域的传奇式抗日英雄,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每当想起他那坎坷的一生,我总是肃然起敬。
我有缘结识他,应当感谢我的父亲。1938年,我父亲参加了冯毅之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出生入死的战争岁月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解放后仍经常晤面交谈,书信来往。十年动乱的磨炼,使我也有机会亲身领略了冯毅之同志的坦荡胸怀和高尚情操。下面掇拾的,仅是他生活长河中的几簇浪花。
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文革”初期,那时我在淄博师范读书。一次,父亲要我去找冯毅之同志写个证明材料。他当时正由省文化局长因“右派”贬为省图书馆馆长,实际做图书管理员。省图书馆传达室一位老人悄悄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来到屋前,见门虚掩,门外是两幅大字报构成的长长门帘。我鼓足勇气推开门,只见一位花白头发戴着老花镜的老人,正坐在旧板凳上伏案写什么。他慢慢抬起头,突然一怔。我怯生生地问:“您就是冯伯伯吧?我从淄川来,我父亲是……”“啊,这么大了,我在那里时还没有你呢!”就这样开始了两代人间的家常叙谈。一谈到抗日年代,一提到那些跟随他出入疆场的战友们,老人的脸上出现了孩子般的红润和欢笑。我想,此时,战斗的鼓点和火热的激情正在他心中激荡吧?当我说出了父亲的处境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似乎空气也凝固了。他的脸严峻得像马鞍山上的石碑。他手持眼镜,在这只有两间一套的房屋里踱来踱去。忽然,他停下来,决断地说:“八年抗战,我在淄河流域工作了7年,他自始至终和我在一起,他的情况我最了解,证明当然由我来写!”在那样非常时期,连自己都受不平待遇的冯老对老同志却关心备至,恨不能以身代之,使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
冯毅之出生在淄河岸边的长秋村。从青年时期就喜爱文学。1930年他在济南高中读书时,受到著名作家胡也频和丁玲等同志的教诲和指导,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随胡也频到上海参加了“左联”,鲁迅、茅盾等大师都给他那个青年作家班上过课。后来他担任北平“左联”的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遵照党组织派遣,回到故乡,组织抗日队伍,开辟革命根据地,曾先后担任过八路军营长、大队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和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等职,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革命斗争之中。他自己曾这样追述过:“在战争中有意识有目的、坚持不断以日记形式记录着战争生活的资料,准备抗战胜利后写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但是,抗战结束,接着又是解放战争,环境和繁重的行政工作仍不允许他安心写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请过几个月的创作假,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夙愿。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几次遭贬谪,蒙受了不白之冤。当他进入花甲之年的时候,又遭十年动乱。记得1966年的10月和1967年的春季,他从“黑屋子”里逃了出来,回到了淄河流域,在我家避了一些日子。他曾风趣地对我说:“当年打游击、搞地下活动的战争生活又回来了,现在闲着无事,请给我借几本书来,中国、外国的我都看,万不能浪费年华啊!”我听了,心里一阵热乎乎的。书借来了,他不分昼夜刻苦研读,四五天竟读了三四本中外小说,还不时地写呀、记呀。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20多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一段人生中极其坎坷不平的道路。可是,岁月只是染白了他的满头黑发,镌深了他脸上的皱纹,而他那颗心却依然那样的年轻火热,创作的激情无时不在沸腾喷涌。1967年春天,冯老的第二个爱人含冤离去,但是讴歌正义与人民的创作激情战胜了无限的悲痛。在这段非常的日子里,他常常伫立淄河岸边,遥望马鞍山群峰,心灵深处回响着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呐喊,抗日战争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他忍着巨大的悲伤,在故乡的热土上召集老战友和知情人开座谈会,继续收集资料,含泪写作《淄流》,终于使该书在1979年出版问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媚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也使冯老那桑榆年华放射出青春的光辉。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他,又出任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离休后,仍兼任省文联副主席职务,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余暇,他仍是手不释卷,执着地学习和写作,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先后将《抗战日记》等整理出版,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最后见到冯老时,他虽然手术后出院不久,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无限深情地说:“我的有生之年越来越短,我虽然爱好文学创作,可我是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的,缺乏艺术想象力,而且年龄不饶人,你年轻,喜欢写作,我希望你以我们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一部小说,也算完成了我的一个夙愿。”正是在他的希冀下,后来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蓼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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