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红薯情 □ 王效太 小时候,沂蒙山区的人最常吃的除了煎饼就是红薯了,我们叫它地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多种地瓜,每当霜降前后,山坡上一片片雪白,那便是切晒的地瓜干。 那时粮食不够吃,有些庄稼还未完全成熟就要开始吃了。此时地瓜还没上足淀粉,煮着吃口感不好。母亲是粗粮细作高手,总是先抓一把豇豆下锅,在柴火炉上煮开,再放入切成片的地瓜,既有豇豆的清香,又有地瓜特有的甘甜。说不定什么时候,十天里总有那么一两回,冷不丁放上一把小米,便成了我更加向往的地瓜小米粥了。这种熬地瓜或煮地瓜要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地瓜有甜面之分,我们那紧靠沂河,北边是红土地,南面是白沙梁。红土地地瓜个大味甜,沙地地瓜虽然个头不大,圆圆的似皮球,却面得很,煮熟吃一口能噎得你直翻白眼。一般人吃不了,我却情有独钟,因为它能撑饿。 大雪飘飘,寒风刺骨,转眼到了冬季,我们家生起了煤炉,那是一种由四块土坯扣起来的炉灶,名曰“站炉子”,虽不暖和,但保温省煤。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到了晚上炉火熄灭后,母亲会放上一炉筒子地瓜,待到早晨一觉醒来,便是我和弟弟的一顿美餐。有时候憋不住了,夜里起来撒尿,还忘不了拿一个在被窝里偷吃,弄得炕上脏兮兮的,第二天免不了被母亲骂一顿。 秋后好长一段时间天天吃地瓜。早晨煎饼地瓜,晌午煮地瓜,晚上豆沫菜烫地瓜,吃得人直吐酸水。我却随母亲,与地瓜好像天生有缘,啥时候吃也能吃得下,有时还专门吃煮后冻了的地瓜,咬一口,上面的冰凌晶莹闪着寒光,吃在嘴里沙沙作响,格外地甜。 有诗人说:“红薯是农家人的符号。”这个我信。我年轻时曾有几次跳出农门的机会,最终却没成。有人说这是宿命,我说那是大山对我的垂青和眷顾,那是她舍不得我这个大山里长大的孩子。都走了,谁来陪伴她、建设她呢?再说,若是真的走了,还能吃到家乡花样繁多的地瓜大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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